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唐代「社畜」養成記

「社畜」是日本流行語，企業底層上班族的自嘲，自比為「公司的牲畜」。為了企業放棄身為人類的尊嚴，睡眠和飲食都草草了事，拚命的為企業效勞。生活全被繁瑣工作占據，沒有夢想，卑微的將自己變成一個工作的畜牲。

可韓愈卻寫了一個崩壞「尊嚴」，終為「社畜」的故事，值得借鏡。

麻木和冷漠──是逃避的最後一道防線

「廳壁記」本是一種記敘前後任長官履歷的官樣文章，但韓愈一反舊例，把官樣文章改寫得火力十足，流彈四射，非常「韓愈」。

〈藍田縣丞廳壁記〉一文是為了韓愈的好友崔斯立所寫的，當時崔斯立為藍田縣丞，無心問政，生活過得非常虛無。文章中，韓愈的用筆充滿譏刺，看似批判好友崔斯立的頹廢，其實是對整個官僚分層制度的不滿，也對人才的消磨感到惋惜。
「縣丞」一職本是用以輔佐縣令的，對於一縣的政事應通盤理解，沒有什麼不能過問。尤其縣丞的地位高於主簿、尉，只在縣令之下，主簿和尉各有專職。
主簿和尉是送公文簽辦的屬下，照例為了避嫌疑而對公事不加可否，不應該對縣丞下指導棋。
但時局改變，當時的吏胥往往不請示縣丞，直接將擬成的案卷，送到縣丞那兒去核章，把縣丞當作的蓋印機器。韓愈描寫道：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

這些主簿、尉等官職小的下屬，拿公文進來時，走路像禽鳥一樣大搖大擺地，還態度傲慢，先用左手捲收內容，只用右手摘出簽名處，斜視縣丞說：「簽名。」縣丞不但不生氣，甚至連疑惑都沒有，只是謹慎地簽上名字。抬頭望著小吏，問：「可以了嗎？」小吏說：「就這樣。」然後退下。

這個描寫，具體描繪崔斯立等縣丞們在文書上無奈簽字的情景，可看出權力被架空的慘況，假如認真盡責地辦事，反會被認為侵犯了縣令的職權，因此縣丞們皆不敢過問政事，這也導致依傍縣令的主簿、尉等小官職都更有實權，更不把縣丞放在眼裡。
只用寥寥數語，就把縣丞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尷尬，描述的歷歷如繪；韓愈進一步批判；莫怪民間諺語列舉閒散多餘的官職，都把「縣丞」當作謾罵的話。設立縣丞一職。難道本意就是如此嗎？
這樣充滿著辛辣的諷刺意味的文章，在「廳壁記」這種體裁中，真可謂別具一格。把吏胥們仗勢欺人、縣丞逆來順受的神態刻畫得栩栩如生。只是這些仗勢欺人的小人，他們又為何斗膽欺凌上司呢？韓愈雖未寫，但可推知，就是小人的幕後勢力，應允這樣的事發生呀！
這牽涉著職場「夾心餅乾」的窘境，上有廢材長官，不思實事求是，只在爭權上盡顯官威；下有爭蠅小人，不問是非，只求依傍大官，從中膨脹自我，換得權力慾望。

官場傾軋下被磨去的志氣

崔斯立本來是學問宏深，境界廣闊的人。貞元初年，在京城與人較量文藝，還多次折服眾人。沒想到元和初年，任大理評事，因為上疏論朝政得失而被貶官，遷謫來到藍田做縣丞。
剛到時，他仍有志氣的說：「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不擔心貶官，只擔心自己的德不配位，沒想到，經過現實的磨難，最終只能感慨地說：「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於是一概按照往例，平平庸庸地去做一個「不問縣務，負責蓋章的人」。

除了不再問政外，有才華的崔斯立，還做了甚麼？
韓愈寫道：縣丞的辦公處原來刻有一篇壁記，但房屋漏水而遭污損。崔斯立修復了房子，換椽易瓦，粉刷牆壁，將前任縣丞的名氏全部寫上。庭院裡有老槐四行，南牆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像互爭高下，水聲繞庭階而鳴。
接著又把廳屋裡外打掃乾淨，種上兩棵相對的松樹，每日在庭中吟詩。有關心自己的人來探問，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假公事之名，逃避別人的關懷。

被黜官降至藍田縣丞的崔斯立，從最初的認為官職無尊卑，「顧材不足塞職」的躊躇滿志，到後來「余不負丞，而丞負余」的痛心長嘆，崔斯立讓我們看到一個有才能、有抱負的人，是怎樣在官場傾軋中被磨去稜角、萎靡心志的心路歷程。

這篇文章是韓愈對好友的譏刺，但同時也是對好友的同情，揭露諷刺了唐代縣丞一官無所事事形同虛設，消磨志士的真相。現代人常自比喻為「社畜」，主因就是在職場得不到身而為人的尊嚴，看到崔斯立的崩壞過程，或者能也理解「古今情一也」的感懷吧？

「戰神」或「社畜」是尊嚴的抉擇

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據考是元和十年（西元815 年），韓愈受宰相裴度的賞識，擢升為禮部郎中。同年隨裴度東征，平定蔡州（河南省汝南縣）吳元濟的叛亂，回朝之後，因功擢任刑部侍郎。此時韓愈已經快五十歲，人生終於開始有春風得意馬蹄輕的歡快。
在春風得意時，看到另一個人才的消磨，感嘆遂深，於是寫下此文為記，亦為戒。後四年，韓愈寫下了差點人頭落地的〈諫迎佛骨表〉，後被遷謫到潮州，愛女病逝於貶謫途中；但這樣的摧折並未洗去韓愈的風骨，在潮州任上仍大有作為，獲得百姓愛戴。即便死後，當地人仍懷念韓愈政績，建韓文公廟以祀。

值得深思的是，文中的崔斯立也許不能算真正的社畜，起碼他比社畜們多了一個選擇，雖不問正事、背離初衷，但他可以以一方花園，怡情養性，當個唐代的陶淵明。
只是「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崔斯立的消磨，生命的困境與沉悶，「余不負丞，而丞負余」的傷感，和「余方有公事，子姑去」的逃避，崔斯立的不快樂，都被韓愈看在眼底。

選擇丟棄尊嚴，也許不是解方，或者絕對不是得到平淡的最好解方；在文章外的韓愈，用自己的堅持，提供給我們另一種選擇，拿崔斯立對比韓愈，也許可以給人多一點念想：

為「尊嚴」奮鬥或許並不蠢笨，奮力一搏雖然要付出疲累的代價，但最好的代價就是成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