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的〈悲憤詩〉是以親身經歷對人類戰爭罪行發出的嚴厲控訴,也體現出一位勇於面對現實之堅強女性的形象。
京都記述體現了班固對盛朝德化天下的殷切企盼,〈詠史詩〉則藉緹縈救父一事肯定漢文帝為成就有道之世所付出的努力,並彰明緹縈的果敢與聰慧。還有蔡琰〈悲憤詩〉中那令人不忍卒讀的苦難記述。
歷史記述和評議是漢代古詩的一個面向,班固的京都記述,就特別通過「五篇之詩」再現東都洛陽以文化品格為核心的新朝氣象。
韋玄成繼韋孟、韋賢之後,持續將韋氏家族的聲望推向了新高點,而之所以能夠如此,自然與強調繼往開來的家訓文化密不可分,其〈自劾詩〉與〈戒示子孫詩〉便能窺見端倪。此外,還有傅毅的〈迪志詩〉,皆一再向世人展示著我國家訓文化的優良傳統。
漢詩的發展,除了隸屬於音樂文學的樂府詩外,古詩則是另一項足以與之匹敵的成就。本文聚焦涉及漢代家訓文化的古詩,藉韋孟所撰寫的〈諷諫詩〉和〈在鄒詩〉一睹華采。
除了美好人生與強烈的欲念外,也有強調及時行樂和回歸生命本然狀態的觀點,皆能引發個人對生命意義的省思。
面對有限的生命,人們往往渴望擁有美好的人生,甚至表現出對權勢、財富的強烈欲念。
本文聚焦漢代樂府詩所體現關於生命意義的省思,而在〈薤露〉、〈蒿里〉二詩中,反映出人們已清楚地意識到生命的局限,因之引發更多對於人生的想法。
本文藉由〈古詩〉、〈陌上桑〉、〈羽林郎〉三首漢代樂府,詮釋在離異後的、那最後一絲溫存,以及女子對堅貞愛情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