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論論文〉：不要只拿道德標準評價我

建安集團爭翹楚

相比起來，曹操的〈短歌行〉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名動天下，雖號為「四言詩之雄」，然而「亂世梟雄」的種種事蹟，卻讓曹操難獲得文學界的青睞；相對的，曹植的〈洛神賦〉的癡心絕美動人，加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處境令人倍增同情，不但被鍾嶸評為上品，也被後世詩人追捧，有更多的同情共感。

夾在兩者間的曹丕，便更難得到公允的評價：一方面，他是曹魏的開國皇帝，先背了篡漢為王的道德負評，比父親更加不守道義；又，他賜死當年江北第一美人甄宓，還在屍體中以糠塞口、用髮遮臉，使其面目全非，不顧夫妻情分；甚至逼迫弟弟七步成詩，否則便要殺了弟弟，如此不顧手足之情，更是踐踏了人倫大義。
他先奪自家曹植的勢，又奪大漢天下的權，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亂臣賊子。因總總「加害者」的身分，從而將他的文化貢獻也一併抹殺了。劉勰《文心雕龍》說的：「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曹植）以勢窘益價」，就是說明了，世人因同情而增加了對曹植的喜歡，但也因位尊，反而減少了對曹丕的同理，因而把曹丕的評價降等。

表面上，三曹領導了建安文學，而其中，曹丕才是給集團最多資助的，也才是建安文學的實際領袖。
只是，這樣評價三曹優劣的文學批評，竟跟文學無關，反落入了「道德批評」的範疇。

也該還曹丕一頂桂冠

其實，曹丕詩文都寫得好。例如〈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忘，爾獨何辜限河粱」是七言詩中最纏綿的叩問，本詩純用七言，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創作七言詩，也開創了新的語言形式，可謂七言詩的濫觴。

我們有時會因為一個人不夠勝利，而賦以桂冠；有時又會因為一個人太勝利，而摘掉桂冠。
但桂冠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全貌，曹丕的〈典論論文〉讓他自帶冠冕。因為，他不但從文體的角度，來定義文學審美的可能性；也把氣的理論，帶到了文章評價之中，凸顯作者的性格，再分別從不同面向給予評價。
這就把文學從簡單的道德論解放出來，成為多元個性的總和，也是文學批評的新里程碑。

論「文」：超越道德的評價方式

若以道德評論曹丕，篡位、殺弟、敏於鬥爭的曹丕，機心顯然過於深沉；可他的詩作，卻大多描寫和表現遊子思婦的哀怨與悲傷，既古雅又娟秀，既婉約又柔緩。
不知道機心、算計和聰敏，是否和敏感正相關？不過他的敏感之處，的確將漢魏文學中的感傷情調發揮到極致。不同於曹操的慷慨悲壯、不同於曹植的沛然昂揚，他有自己對詩文獨到的評準，並以此實際創作印證自己的文學觀念。

〈典論論文〉是他的代表作品，講述了批評者的態度、方法和標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卻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文人相輕：所以需要客觀標準

「文人相輕」並不是個別現象，曹丕舉了「班固輕視文才不相上下的傅毅」為例，傅毅和班固同是東漢時期的頂級文人，兩人的寫作成就差不多，但班固卻寫信給弟弟班超，譏諷傅毅「下筆不能自休」，嫌他過於話澇。這也證明了一般人喜歡拿自己擅長的，來輕視別人的不足。曹丕還舉了當時的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說他們在學問上，在文章上都自是馳騁千里的良駒，然而卻難相服，不肯落於人後。
其實王粲、徐幹皆擅長辭賦。陳琳長於章表、阮瑀強於書記。應瑒為文氣勢平和，卻不夠雄壯；劉楨的作品風格雄壯卻不夠細密，孔融的才情氣質高超，可是卻不擅長議論。各有寫作上的優缺點。

一般人評價則有「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的偏見，覺得古代的東西就是好，現代的都差，又喜歡追著大眾的名聲和才氣附和，不但沒有自己主觀的判斷能力，還缺乏自我審查能力，老覺得自己最了不起。文人太喜好辯論，太容易從別人身上尋找優越感，並從中表現自己，但也容易犯了無「自見之明」的毛病。
於是，審視文章，需要評判標準與方法，才能客觀的分析優劣。相對的，也才成為真正進步的指標。

●雙管齊下：辨文體、評文氣

文章寫作有基礎功夫，但隨文體不同，作法就會有差異。曹丕把文章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大類，考量文體的不同，「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講明奏章要典雅；書信和議論文要講求條理、邏輯；銘誄，也就是記述往生者的生平，不能弄虛作假；詩詞歌賦則要求詞藻優美，節奏動人。
也就是說，每種文體都有要追求的審美標準，依照文體的標準，就能夠鑑定出其優劣。然而，當基本標準都達標後，還能從作家個性和文體的關聯，來進一步分高下。

於是，作家個性和文章的關係，曹丕用「文氣」來討論，是他的一大進步。他把「氣」的「先秦兩漢發展的自然與哲學意涵」，過渡到文學上頭。他說：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氣」是一種氣質，存在於各人身上，有陽剛或陰柔等不同風格，各不相同，外力不可改變；這種「氣」甚至不經血緣傳襲，也不能勉強學來。就如同演奏同一首曲目，因為演奏者各自不同的素質，就會有靈巧或笨拙的表現，即使身為父親、兄長，也不能把自己的特質轉換給子弟。其實曹丕的「文氣」，是受到孟子學說「知言養氣」的影響，認為言語文字中，有作家自帶的文氣。也就是說：
而文氣的高下，蘊含人的氣質、心性的差異，也影響了作品中的表現方式，並可以此擇適合的文體，還可以由此，定文氣高下，評定文章水平。

●文章之「道」：不再是道德附庸，而是個性的表彰

曹丕認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人的壽命、榮華享樂，都有期限，文章卻能千古流傳。因此作家可寄託思想、生命於著作內，不必借重史家的美辭、無須依賴達官的提拔，也能被後世記得。周文王被囚禁時，仍然推演易象，寫繫辭，不因困窮不得志而不著述；周公顯達時，尚且制作周禮，也不因安逸享樂而轉移心思與放棄。
所以古人比起璧玉，更珍惜光陰啊！可是東漢末的亂世，讓人放棄努力，放棄了著述。歲月不停地流逝，體貌逐漸衰老，很快地與萬物遷化，卻未能因文字被記得，這才是有志之士最感悲痛的啊！

曹丕提到文人通過寫，可以達到生命的不朽，看似強調「文學」與「載道」的關係，不過曹丕「道」的內容，已經不只是道德，而更傾向於「個人之道」的表述，強調文章的個性，有個性的文章，也才能評其文氣，見出其特殊之處。
聯繫起「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的主張，更直面文學體現的個人表現主義的精神，凸顯文人剖白心志、表達思想、展現才性、情感的目的，將文章價值與生命意義緊密相連。所以曹丕可說是主張文學獨立的代表者，有超越傳統的審美和自覺的現實觀照。

曹丕的〈典論論文〉固然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新轉捩點，但還有更重要的是，其實曹丕在為自己洗白。曹丕當然知道那些行為事跡會對他產生功過評價，但文學裡的曹丕，希望能被獨立出來看，撇開和夫人甄宓的愛恨糾葛，和弟弟曹植的瑜亮情節，對父親曹操的討好……，曹丕也有想做一個作家的夢，並且在文字的世界裡，拿掉這些人情世故，單就文學來留名。
如果我們細讀他現存的作品，會看到一個纏綿深情的曹丕，會看到一個想立言立功的文學家、思想家，會看到放下作為一個君王、一個丈夫、一個兄長的曹丕，沒有包袱地創作一個純淨的世界。

曹丕歷史功過是一個硬核，讓他在亂世宮鬥下，還能自我保全，並成就大業的方式；但硬核下的還有一個硬核──是〈典論論文〉。這篇硬核的文學理論專文，其實蘊含一個權謀家最不權謀的一面，那可能是文學的超然之處，也是曹丕最想超然的真心告白，是一代梟雄下，一顆敏感脆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