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古詩──歷史記述與評議篇（上）

〈兩都賦〉暨「五篇之詩」：史家班固的京都記述

歷史與未來相對，是指過去時空所發生的一切事，當我們不斷向未來邁進，當下便旋即成為歷史的積澱。因此，除了歷史的遺存痕跡外，不外乎都是通過回憶的方式，以語言、圖像、文字等符號為中介而被記述著，使之能為人所感知、認識。

於是，在歷史意識早熟的我國，詩也成了歷史記述的一環，如《詩經》的〈十月之交〉記述日蝕帶來的恐慌，〈七月〉記述農時農事的經驗，〈皇矣〉則記述周王朝的創建歷程。東漢前期的班固，也曾以近乎頌體和楚聲的詩歌形式為京都的輝煌作歷史見證。
京都為天子居處之地，位於傳統「五服」觀念中的「甸服」區域，亦即「同心圓」治理模式的核心，往往是全國政治、軍事、經濟、交通、文化、教育的中樞。班固所撰寫的「五篇之詩」：〈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白雉詩〉，儘管表面上看似空洞的頌美與祈福，但事實上不僅記述了他對京都的觀感，還反映漢代京都由長安轉向洛陽的史實。

這五首詩出自班固〈兩都賦〉中的〈東都賦〉，兩都分別是指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漢朝初建，鑑於長安形勢險要且交通便利，就以長安為京都。之後歷經王莽代漢自立及一連串的政局動盪，致使生靈塗炭，長安也遭到嚴重破壞。直到漢光武帝劉秀復興漢室，遂擴建東周舊都洛陽，並將之確立為新都。

首善之區就該有它的規模與氣象！

在賦與詩的互文結構中，二者渾然一體，班固主要是藉西都賓客和東都主人的對話，彰明新都洛陽的殊異之處。

西都賓客代表著杜篤一類反對遷都洛陽的人，認為長安是漢朝舊都，除了情感上的眷戀思懷外，西周和秦朝亦以長安為京都自有其道理：長安位處水運輻輳之所，且土地肥沃利於產殖，四面險固而攻守兼備。漢初以來幾經修築、擴建，道路寬敞，四通八達，為商業貿易提供有利的條件，故京都設有九市，各市貨物分列而為全國的集散中心，非但刺激了紡織、釀造、冶金、漆器一類工藝生產，且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朝貢體系」的制度化，更對國內外商賈構成巨大的吸引力。
同時，鱗次櫛比又形式多元的龐大宮殿群，是另一項引人矚目的京都記憶，城內宮殿群佔地面積逾京都之半，臺、閣、門、闕宏偉壯觀，池上有架空的閣道以便於通行，不同的宮殿群間也有凌空的通道相連以利於往來，遙望自是彷彿仙家館閣一般，不難想見宮闕巍峨之勢！城郊還有離宮別館林立，和遼闊的苑囿池沼以備遊賞、田獵、練兵之用，著名的崑明池就有百艘樓船在此演練水戰，也有建置宮室而能容納萬人出遊的「豫章大船」。莫不彰顯出京都君臨天下的規模與氣象，所以說長安「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那麼，新都洛陽又如何能與長安匹敵呢？
東都主人認為漢初之所以定都長安，實際上是由於天下尚不太平，出於軍事層面的考量，不得已才選擇長安。如今時勢已不同於以往，光武中興有重建天下秩序之大功，在歷史上，商王朝於盤庚遷都後，也有武丁中興之偉業，周王朝則前有周公東征平叛、營建位居「天下之中」的洛陽，並制禮作樂，之後方才造就「成康之治」的輝煌。於是增築新都洛陽，因之繼長安而為工、商業的樞紐，此外，宮殿群乃至苑囿池沼也依舊宏偉壯美，但規模無法與長安相提並論。這又是何故呢？
京都是天子權勢的重要象徵，其規模自然是體現國朝氣象的一大關鍵，只是長安的宮苑一味追求規模而忽略了禮制和法度，洛陽的宮苑則是「奢不可踰，儉不能侈」，這也就是東都主人所說的：
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
表明京都必須在禮法的規範下展現其規模。同時，文末五首詩中還特別歌詠了京都南郊人稱「三雍」的明堂、辟雍、靈臺這組建物，而「德治文化」便是「三雍」的共同特徵，更是體現禮制和法度的一大環節。

文化品格才是京都範兒的底氣！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班固〈明堂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
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班固〈辟雍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豊年，於皇樂胥。（班固〈靈臺詩〉）

洛陽耆英會

「三雍」最遲已見於周王朝，大致有天人和合的意思。

班固在《白虎通德論》一書中便明白指出，明堂的形制「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就是仿效「天圓地方」、「八風四時」而建，即天人和合的思想體現。天子屢屢在此舉行國家大典，據班固觀察：漢皇在此祭祀天帝與先祖，所以說「聖皇宗祀，穆穆煌煌……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四方諸侯同樣在此朝見漢皇，並報告封國情況，於是說「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曆法的頒行也在此處，才會說「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敬天法祖、君臣協和、不違天時，無不展現出對禮法秩序的理想追求。因此，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能各安其所，這便是漢德聲教統和天人的結果，足見作為天子宣明政教以化成天下之儀式空間的明堂，象徵之意義可謂極其深遠！
辟雍的形制則如同環狀之玉璧，四周引水圍繞，仍舊是取天圓之象而有教化流行於天下的意含。漢皇在此舉行敬老、養老之禮，將老者視若父兄一般禮敬、奉養，讓天下臣民皆懂得孝悌之道，所以班固才說「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靈臺為觀測天文星象、望氣以預判妖祥災異的高聳建物。因此班固強調靈臺可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並於〈靈臺詩〉中歌詠道：「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豊年，於皇樂胥。」

班固在歌詠「三雍」這組建物背後人文化成、天人和合的深切意含後，接著便寫下了〈寶鼎詩〉和〈白雉詩〉。

「寶鼎」是皇權的象徵，禹就曾以四方諸侯進貢的礦產鑄造王鼎，因而兼有德化天下的意含，在班固看來，這就是東漢政權「系（連綴）唐統，接漢緒」之正統性的莊嚴宣示；「白雉」則是白毛野雞，為祥瑞之一，周公制禮作樂造就昇平之世，便有越裳國進獻白雉一事，對班固而言，這就是漢皇德披四表而萬邦來朝的京都氣象：「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萬樂備，百禮暨。」

那麼，班固何以會接著寫下〈寶鼎詩〉和〈白雉詩〉呢？
因為「三雍」見證了漢皇促成「陰陽和，萬物序」的努力，於是才有「澤出神鼎」、「白雉降」等祥瑞現世，無不是「應德而至」者，所以〈寶鼎詩〉說「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白雉詩〉說「嘉祥阜兮集皇都……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在班固看來，新都洛陽的特質乃在於人文化成，講究的是禮制和法度，從而有別於舊都長安，故自京都之規模到南郊的「三雍」，無不是天人和合的道德體現，也因此留意到學校對「德治文化」的深刻作用：
「四海以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甚至還通過長安和洛陽的對比，強調洛陽雖無險要形勢，但卻位居「天下之中」；雖無極盡奢華的宮殿群和一望無垠的苑囿池沼，但卻有「統和天人」以德化四方的「三雍」。故以「王者無外」彰明文化品格才是洛陽展現京都範兒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