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很容易把自由想成一種能力。
有錢,可以不工作;有本事,可以隨時換老闆;選擇夠多,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財富自由、時間自由、工作自由,最好還能背著一台筆電坐在峇里島的咖啡館,下午三點想游泳就去游泳——照這套算法,錢越多、能力越強,人生能說「可以」的事情越多,人也就越自由。
可是,很多東西在沒得到前是選擇,得到以後,就成了不能失去的東西;工作做得好,便不能隨便不做;位置坐上去了,常常也下不來;好不容易買了房子,接下來二三十年得記得繳貸款。一開始為了自由掙來的東西,最後都回過頭來牽絆自己。
這樣一來,自由就有點難算了。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多當然很好,但一個人擁有得越多,不能失去、不能放下的東西也越來越多,只好繼續往前走。能力是變大了,選擇看起來也變多了,可是他究竟是更自由,還是更不能停下來?

蘇軾的〈方山子傳〉,寫的恰好是一個曾經很想往前走,後來卻選擇按下停止鍵的人。
快馬、喜鵲,與一世豪士
方山子本名陳慥,字季常,是蘇軾的故人。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經過岐亭時偶然遇見他,發現這位老朋友已經過著「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的生活,甚至「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
可方山子不是一個天生淡泊的人。
方山子年輕時仰慕朱家、郭解這些漢代豪俠,喜歡喝酒使劍,鄉里的俠客都以他為首。《史記・游俠列傳》裡的朱家、郭解,重視信用與承諾,行事常有自己的一套準則,未必完全遵循官府的規矩。方山子以這些人為榜樣,多少透露出他不願受人拘束的豪俠氣質。後來,他又「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希望能憑著學問與才幹,在世間大幹一場。

游俠的聲望來自江湖間的義氣與承諾,讀書求仕卻得進入由朝廷決定成敗的制度,方山子先後嚮往這兩種人生,多少透露出他不甘平凡、渴望有所作為的雄心。只是蘇軾緊接著寫了四個字:「然終不遇。」這四個字提醒我們,方山子後來的隱居,並非一開始就打算超脫,他也曾經很想進入功名的世界,只是那個沒有給他預期的位置。
蘇軾還記得十九年前在岐山見到他的情景。當時方山子騎馬打獵,一隻喜鵲飛過,旁人射箭沒中,他策馬追上去,一箭就把喜鵲射了下來。接著又與蘇軾在馬上談論用兵之道與古今成敗,自認是足以縱橫天下的「一世豪士」。
蘇軾大可以只交代方山子年輕時任俠、後來仕途不順便隱居山林。但他偏偏記下一場打獵,讓讀者親眼看見方山子當年怎麼騎馬、射箭、談兵,身上帶著多麼強烈的自負。只有知道他當年多麼想進入這個世界,才會理解他的停止有多令人意外,他曾經想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而且確實有這個本事。
冠服何必炫耀
一個人退出競爭,可能有很多原因。有人因為不得志,有人受了傷,也有人只是沒了繼續拚搏的本錢。古代讀書人仕途受挫轉而寄情山水,本是常態。倘若方山子只是求官不成退回鄉間,他的隱居似乎也就沒什麼特別。蘇軾顯然意識到這點,所以特別把方山子的家底掀開來給你看:

「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
他出身功臣世家,憑著家世,本來就有取得官職的機會;倘若循著這條路走下去,如今恐怕早已顯達。洛陽的宅院壯麗得直逼公卿,河北還有大片田產,每年收成豐厚。把這些家產列出來,乍看俗氣,但恰好是理解方山子的關鍵。他有車馬,卻選擇棄置;有士大夫的冠服,卻將它毀去。那些能讓他維持富貴生活的條件都還在,他卻不願意繼續過那樣的日子。
沒有,是條件所限;不要,才涉及選擇。
車馬是財富,冠服是社會身分。方山子把這些東西拿掉,等於放棄了體制原本可以給他的尊榮與特權。不過,這裡還有另一個層次。放棄富貴,就一定代表比追求富貴的人更高明、更自由嗎?未必。不願做官可能是對官場厭煩,也可能是仕途失意後的賭氣;放棄富貴,或許是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生活,也可能只是厭倦了繁瑣的應酬。
我們很難光憑「放棄」這個舉動,就斷定一個人的境界。
就像在今天,「不要」也常常被包裝成一種值得炫耀的姿態。別人追求升遷,我標榜躺平;別人買房,我宣稱游牧;別人買名牌,我奉行極簡。到頭來,拒絕世俗成功也可以變成另一場競賽,彷彿誰扔掉得更多,誰就比較清高。
這樣的人,骨子裡依舊在意別人的目光。
但方山子似乎不同,蘇軾寫他「不與世相聞」,沒有寫他四處宣揚自己的清高,也沒有讓他發表一番鄙薄富貴的宏論。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放棄的東西,蘇軾沒有交代,只記下了一個動作。
岐亭相遇:一低頭,一抬頭
蘇軾在岐亭認出方山子,方山子驚訝地問他怎麼會來到這裡。蘇軾便把自己遭遇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的緣由告訴老友,「方山子俯而不答,仰而笑。」低下頭沒說話,隨後抬起頭笑了。這個笑,大概是整篇文章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一種常見的解釋,是把這個笑理解為看破功名的超然,好像方山子早已洞悉了權力的虛幻,所以能以一笑置之。但蘇軾寫得比這個解釋更有餘地,那一笑裡,可能有對老朋友死裡逃生的唏噓,可能有同代人在世間兜兜轉轉的荒謬感,也可能只是千言萬語無從說起,彼此心照不宣。
而且,這場重逢很有意思:方山子曾經折節讀書,希望求取功名,最後「終不遇」;蘇軾則已經在官場施展過抱負,卻差點死在文字獄裡,最後被貶黃州。一個想進去,始終沒能如願;一個進去了,卻差點連命都賠上。兩個人走過不同的路,最後竟在岐亭相逢。
這不是高深隱士在開導失意文人,而是兩個被功名折騰過的人,在彼此身上看見了另一種人生。方山子未必比蘇軾更懂得人生的答案,但他至少讓剛死裡逃生的蘇軾看見:在朝廷和官場之外,人還可以這樣活著。
現代人太習慣為自己的退場提出一套漂亮的說法,離職要寫一篇小作文交代心路歷程,不婚要給出一套完整的論點,放棄升遷也要證明自己是為了更高的理想。彷彿只要不按主流劇本走,就非得交出一份合格報告讓社會審查。但方山子沒有解釋自己的隱居,蘇軾也沒有逼他解釋。
這份沉默,保留了一個人最可貴的分寸。
十九年後的眉間猶當年

文章裡還有一句很傳神的細節。蘇軾回憶完當年方山子騎馬射鵲的模樣,接著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一晃十九年,當年那股精悍之氣,竟然還留在他的眉宇之間。這句話讓方山子整個人活了起來。如果這篇文章只是要歌頌看破紅塵,大可把他寫成仙風道骨、心如止水的高人,抹掉他年輕時所有的稜角。
但方山子依然保有當年的精悍氣質。他住在岐亭,不代表他非得否定過去那個自命不凡的自己,才能成全現在的生活。那麼,他到底變了什麼?也許他只是不再覺得自己非得去當那個「一世豪士」。
年輕時嚮往游俠,是不甘受拘束;後來折節讀書求仕,結果「終不遇」;如今隱居山林,依然不願讓外在體制決定自己。表面上他改變了生活的方向,骨子裡那份不肯受人擺布的硬氣,似乎還留著幾分。
仕途的挫折是真實的,但蘇軾沒有把他寫成一個滿腹怨懟的失意文人。允許自己改變方向,本來就是一種自由;而受過挫折之後,不讓那次失敗定義自己的一生,是更難得的修養。二十歲時以為非要不可的功名,四十歲回頭看可能只是一笑;曾經以為錯過就會抱憾終身的機會,繞過之後,日子也未必過不下去。
蘇軾沒有寫那十九年間方山子經歷了多少心理拉扯。這段空白很好。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不甘心,也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接受如今的生活。至少在岐亭相見時,蘇軾沒有看見一個被失意磨平稜角的人。當年的豪氣還在,而他已經過著另一種生活。

得,還是不得
交代完方山子的顯赫家世,蘇軾在文末問了一句:「此豈無得而然哉?」他放棄了本來可以享有的富貴,甘願住在岐亭,難道不是因為心裡有所領悟,才會如此嗎?
大家習慣把「得到」看成加法:多一筆資產、多一個頭銜、多握有一點權力。但方山子的「得」,或許恰好與這些東西無關。他放下了車馬冠服,究竟覺得自己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蘇軾沒有替他回答。
蘇軾用的是問句。這個保留很有意思,他沒有把方山子捧成聖人,也沒有鼓吹大家都該去住山。畢竟,對一個在洛陽有豪宅、河北有良田的世家子弟來說,轉身退出相對容易;但對一個每天被房租和帳單追著跑的普通人而言,「說不要」的代價往往沉重得多。能夠拒絕,有時也是一種具備退路的特權。把拒絕說得太輕巧,就脫離了現實。而對蘇軾而言,方山子的意義或許還不止於此。烏臺詩案幾乎奪去他的性命,昔日的政治抱負也被迫中斷。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他遇見了一個曾經「欲以此馳騁當世」,最後卻「終不遇」的老朋友。
兩人的處境其實並不相同。方山子雖然仕途失意,卻有條件選擇退隱;蘇軾則是被政治力量逐出朝廷,連自己的去留都無法決定。一個多少還能說「不要」,另一個卻是想留下也留不住。也正因如此,蘇軾眼中的方山子才格外值得玩味。他沒有告訴蘇軾應該如何面對失意,也沒有說出什麼看破功名的大道理。蘇軾看見的,只是一個當年豪氣未消、如今卻住在岐亭的人。至於這樣的生活究竟有何所得,他甚至沒有替老朋友回答。
蘇軾是否從這場重逢得到安慰,我們無法確定。但他在自己最難以掌握命運的時候,寫下了一個能夠放棄原有生活的人,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不是「可以不要」?
對方山子而言,也許是;對當時的蘇軾而言,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當人生的選擇權被奪走,當原本想走的路突然走不通,一個人還能不能找到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必把過去的自己全盤否定?我們當然可以追求世俗的目標,失敗了也可以難過。只是當一條路走不通時,能不能承認自己曾經真心想要,卻不因此認定往後的人生只能活在遺憾裡?
蘇軾問「此豈無得而然哉」,方山子始終沒有回答,文章的結局,是十九年後的岐亭,方山子低下頭,沒有回答,然後抬起頭來笑了。
黃承達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