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千年前墨家就有亮眼的「墨辯」了
你所不認識的墨家——它為何能成為先秦顯學？（下）
今天要來談談很多人心裏的疑惑——先秦時候，墨家為什麼能和儒家並稱顯學？
在一般人的認識裏，墨家最有名的主張是「兼愛」；
然而為了這個主張，墨子卻被孟子罵為「禽獸」。
——孟子說楊朱「為我」是「無君」、墨子「兼愛」是「無父」，更進詆以「禽獸」。
以下先說說墨子：
在我國兩、三千年的歷史上，墨子是少有的理想主義者。
他所開宗的墨家，在先秦時代曾和儒家並稱顯學。
他有著宗教家「形勞天下」的情懷，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又有工匠大師般守城製具的巧技，曾經力絀楚國和公輸班的聯手；他口才便給，不亞於說客；急公好義、赴湯蹈火，如俠客，品格崇高如道德家。即連莊子都忍不住讚美：「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但後來墨家的顯學為何不見了？
先秦儒、墨並稱顯學，在百家爭鳴中，曾有「非儒即墨」的流行盛況；但是後來墨家衰微了，而孟子對墨家的嚴厲指控，不但是墨子在歷史上遭受的最大詬辱，甚至影響到墨學流傳，連帶使得墨子形象遭到後人誤解。
然而「兼愛」真是「無父」嗎？在這樁千古公案中，以「愛利萬民」作為墨家宗旨的墨子有何委屈？孟子為何如此爆氣？──事實上，針鋒相對的儒、墨兩家，在他們所分別代表的「貴族／平民」立場下，實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論背景與學說理想。
儒、墨兩家同樣都是愛人的，只是思維方式與學說內容截然不同
儒家主論道德學，想用道德仁義等禮教，
取代當時諸侯主要務力於兵強善戰的施政重心；
孔子周遊列國，就是為了向各國國君建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使人人達到「有恥且格」的道德自律。
痛惜庶民的墨家，則想要庇護當時「飢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底層弱勢，
所以墨子主張「兼愛」是為了改變當時階級不平等的現實狀況。
但由於儒家掌握了文化話語權，在貴族專政下成為勝出的一方，
爾後更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獨尊下，穩居兩千多年思想主流的地位；
反觀墨家思想，卻逐漸被邊緣化至失去文化舞台。
不過雖然最終失去了思想界執牛耳的地位，後期墨家也轉進邏輯學領域；
墨家曾經輝煌過的光芒以及爭取庶民平等參政權、追求富利經濟等主張，
卻從來沒有退出過百姓心目中的舞台。
不可否認的，這才是廣大眾庶真實的心聲。
儒、墨兩家的學說爭議在哪裏？
先從焦點的、墨家「兼愛」的核心思想說起吧！
孔子和墨子同樣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理想主義者，對於人道主義都有很深的耕耘。那麼，儒、墨兩家最關鍵的思想分野在哪裏？這就可以歸結到儒墨兩家關懷對象、關懷領域不同，所建構的理論也有「仁愛／兼愛」的殊別上。
儒家的「仁愛」思想，認為愛有差等、親疏遠近之別，係以「道德學」作為學說重心，故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力闡「為仁由己」的德性自覺。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堪稱代表性思想。
儒家要求的道德實踐是個人在「主觀」上能夠做得到的事情，是一種責求個人之「不為也」而不去苛求其所「不能也」的概念。
以此，在儒家以「仁」作為全德總稱下，在倫理學、道德學居重要地位的孝道和「推己及人」的恕道，是從人倫血緣出發的「仁愛」思想；
而由於父母生我育我、褓抱提攜之恩，個人必然要有「由近及遠」的親疏差等，故儒家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要先親愛其所親近，然後才及於「仁民」與「愛物」。
至於抱持「兼愛」主張的墨家，則其思想關懷主要緣自當時政治、階級地位的不平等和戰爭所帶給百姓的痛苦，其理論建構不是倫理學範疇的孝道討論；係以整個國家、社會與人民全體作為學說的邏輯範疇，是涉及政治、法制、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思想建設。是故在墨家「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的思想主張中，其最重要的訴求點是：在政治、法律、社會與邦國間，人們要被平等對待，亦猶乎今日說的人人平權。
我們不妨揣想一個畫面：「當兩噸半的青銅編鐘與才藝／為封建主的晚膳，繁瑣地發動」時，生活菲薄、見棄當塗、又對立於主流思想的墨徒們，卻只能「在危城內習劍／在爭鳴的百家外編織草屨。」（羅智成《諸子之書》）
如此情景是否讓人生出不平之鳴？——墨子的「兼愛」思想，主要就是為了消弭舊社會尊卑貴賤的階級、和從「分別心」出發的「人我之別」，以及由此導致的戰爭等行為。所以墨子疾呼：人與人之間的「不相愛」就是造成大國攻小國、大家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的原因，並主張「以兼易別」地發揚「兼愛」思想。
至於墨家如此超越個人私領域、涉入公領域的「兼愛」思想，個人要如何實踐呢？這就是歷來墨家所遭致的質疑和批判，也包括孟子的「無父」指責。
墨子「兼愛」學說的理想性落在當時社會的思想高度言，顯然是超越時代高度與個人主觀範疇的；但也不能被斷章取義、或狹義地從倫理學視角解說，雖然他也提到了父子兄弟間的親愛，他仍是在討論「兼相愛」的對待關係，而不是說要視父親如眾人。
固然儒家「大同世界」的終極理想，也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訴求，惟那樣的理想必須「有待」於經濟面或社會福利制度等客觀條件的配合，所以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還是從個人主觀能力務實地回答：即連堯、舜都做不到，諭知不要好高騖遠；個人只要「能近取譬」地從近身做起，就算是行仁之方了。
因此在理解墨子的「兼愛」主張時，必須回到其立論點，即墨子乃針對「不相愛」的亂世
――「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的社會觀察，不是在論孝道，也不是論個人之「博施、濟眾、衣養」萬眾；
是要以「兼愛」之心對治人們「不相愛」的自私心理和思想侷限，
像是諸侯愛其國不愛異國、大夫愛其家不愛異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
賊愛其身不愛人、臣自愛不愛君、子自愛不愛父……，
以及由此導致的「攻異國以利其國」、「亂異家以利其家」、「竊異室以利其室」、
「虧君而自利」等虧人以利己行為。
墨家是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核心宗旨，要針對天下萬民、國家社會與邦國間的「不相愛」藩籬，
以「兼相愛、交相利」來針砭之。
墨子「兼愛」思想的背後，有著強烈的「非攻」因素與仁者胸次。
理論上看似對立的儒（道、法、名……）、墨各家理論，其差異性不是高下之判；而是各家的關懷重心不同、優先處理的理論範疇有異。墨家是要消弭階級不平等下的百姓苦難，所以說：「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其悲憫情懷也頗同於宗教家的博愛思想，《馬太福音》也說「要愛人如己」、「要愛你們的仇敵」。
墨子除了建構理論外，他本身也是一位如同宗教家身體力行的苦行者，懷抱著高度理想與熱誠。他痛心於淆亂是非、積非成是的「不義」攻國，曾經為了阻止楚國肆虐，連續十天日夜兼程、「足重繭而不息」地奔走於途，力詘楚惠王與公輸班之聯手攻宋，救宋危難；然而在下著大雨、經過宋國的回程途中，他想在宋城門躲雨卻被守門人驅趕，他的心中仍是甘之如飴的。
倘能明瞭各學派間各有不同的核心關懷與邏輯範疇，或許墨子就不會遭到儒家偌多的指責；但是我們也不應「以今非古」地以現代意識或學門分科來要求古人，反之，讓我們深以為傲的，是兩三千年前的古聖哲人們，就已經建立起如此崇高理想性的思想理論了，這實在令吾輩心嚮往之！……
（待續）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