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知道百姓最需要的是實利

墨子講尚實利，「諸加費不加民利者，弗為。」對於執政者多花錢卻對百姓沒有實質利益的，都加以反對。
墨家又強調節用、非樂；後世從儒家本位出發的人，往往很難理解「以自苦為極」的墨家，為什麼能在戰國初和儒學並峙成為顯學？

揆諸兩千年長期的實然歷史軌跡，上層菁英由於掌握了文化優勢並可影響貴族政權，往往決定了文化的發展走向；至於廣大的庶民百姓階層，一向缺乏代言人，很少有人為其發聲。
譬如儒家出於孝道所主張的「厚葬、久喪」，往往造成必須依賴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的下層百姓壓力，即連孔子弟子宰我都曾經質疑：「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但是在強調禮教和道德教化的文化走向下，勞動百姓的微弱呼聲並無法獲得上層重視。

因此當墨子站在百姓立場，大聲說出了「厚葬，為多埋賦財者也。」「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廣大的下層百姓如何能不倚為心聲，如大旱之望雲霓？

墨家的經濟主張可以從開源、節流兩方面言之：
墨家講尚實利，以開源言，推崇「惜時尚勤」的勞動精神與富利價值；節流，則律己以儉，具有實用主義傾向，故有「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莊子說他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惜時尚勤、黜奢崇儉的實用主義傾向

墨子觀察百姓的生活難題為：「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民有三患」。
所以一方面強調勞動以開源，另方面則要以黜奢崇儉來節流。
他「節用」地主張「去其無用之費」。在物質層面，他只認可基本生存需求；對於精神層面如禮樂教化等，都從非生活必需品的角度，加以否定。

對禮，他說「俯仰周旋威儀之禮，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
對樂，他說「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都在其所反對之列。

墨子雖然一再言及「交相利」，但他主要是為他人謀福利；對待自己，乃以自苦為極的，深具宗教家情懷。

所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墨子都從實用角度出發，嚴格區分「需要／想要」、「必需品／奢侈品」，凡是超過了需要層面的物質追求，一概在其反對之列。

曰：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非樂上＞）

墨子之所以反對鍾鼓之樂、刻鏤之美、芻豢之食、高臺之居，不是不愛；而是多花費、不需要。
住，他認為是為了「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所以凡屬「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的，「畢歸之於無用也」，都不必要；只要能夠辟潤濕、禦風寒、防雨雪、別男女，足矣。
其餘衣、食亦然，不必錦繡文釆、不必美食蒸炙，但求輕暖、果腹即可。只有在行的方面，因為舟車能夠帶來水陸之便，「息其足」、「休其肩背」以減省民力，所以是受到肯定的。總之，「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如果多花錢而不能有利於百姓的，就一概不為。

●推崇勞動價值

墨子高度評價勞動價值，也有基於他對大自然物類的觀察，他深知人類「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而對「勞動價值／道德價值」的評價不同，正是儒、墨殊別的重要一端。
墨子從人類和鳥獸蟲類不同，禽獸等可以取食自大自然、無須生產；反觀人類，如果不從事生產便無法獲得生存之具，那麼，人還能有怠惰偷懶的理由嗎？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飛）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ㄎㄨˋ　ㄐㄩ，鞋褲），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絍，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

　（＜非樂＞）

不做多花錢卻沒有實質利益的事情，是墨子判斷事情的最高準則；著名的「非樂」主張，便是在他認為沉緬娛樂享受，會造成諸事懈怠的心理下提出。他鼓勵生產以創造財富，不容許絲毫時間浪費在娛樂享受。同理，出於儒家禮制的「厚葬久喪」，因為嚴重妨害生產勞動，所以他也「非禮」地表達強烈不滿。「非」就是他的批判、反對態度。
對於喪葬，墨子主張「薄葬短喪」，謂：「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不要久喪用哀，要讓生者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是墨子的看法，也頗有現代意義。

貴族專政下的「尚賢」呼告暨平民參政權爭取

最後，還要來談談墨家的平民立場及其激烈先進的政治主張，這也是儒、墨不同的重要關鍵：
站在貴族階層的儒家，必須維護尊卑貴賤的禮制與法制，要求所有的人各司其職、各盡其分，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墨家則站在平民立場，希望取消貴賤階級，尤其要爭取平民參政權，提出「尚賢使能」的政治主張。

墨子在政治上、頗具革命思想地大膽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因此「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反之，「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

兩三千年前這樣粗具現代化意義的民主與平等思想，對於世襲爵位的諸侯來說，能不驚心？

今人常說「選賢與能」，認為這是民主時代人人具有平等參政權的鮮明招牌；如果我們把墨子兩千多年前的思想主張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絲毫沒有違和感。

雖然後人也有疑惑講尚經驗驗證的墨子，何以持信「天志」、「明鬼」而有「法天」思想？他從實現「天愛民之厚」、「天欲義而惡不義」的天意角度出發，期望天志、鬼神對於為善為惡能夠賞賢罰暴，這是否也是墨家在貴族專政下，其志不伸的一種無奈乎告呢？或許墨子期望高於天子的天神主宰，能滿足他實現公理正義的期待，也許也寓有對現實的失望在其中吧！
顯學為何不見了？當然，墨徒赴湯蹈火的任俠精神、下層庶民難有「立言」之作、來自貴族階層的壓力等等，都是造成墨家顯學快速衰微、難於抗衡儒家的原因之一；而且長時間勞苦壓抑，就像馬匹駕而不稅（脫下馬鞍）、弓箭張而不弛，又豈是血肉之軀所能？即連莊子也說：「其行難為也！」「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不過在明瞭了墨家的理想性後，我們對於先賢所累積的文化步履，真要致上深摯的無限敬意呢！

張麗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