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台北的街頭，映入眼簾的無不是琳瑯滿目的餐館、小吃，除了家常的台式料理之外，各地的異國美食如泰式、韓式、滇緬等等數不勝數，隨時滿足著饕客的味蕾。有趣的是，這些林立的異國風味，總打著「正宗」、「傳統」的口碑，或張揚著主廚的星級背景，或細列著經理人的旅外經歷，深怕不夠「地道」而列為老饕的拒絕往來戶了。
前些日子一位泰國的YOUTUBER便在自製的影片中指出，台灣的「泰式打拋豬」可謂開了一個國際玩笑，因為這道料理的靈魂「打拋葉」被「九層塔」取代了，當中還加了不屬於該道料理的食材「番茄」，認為沒有打拋葉的打拋豬雖然有其風味，但僅只能稱作「九層塔炒肉」，甚至製作教學影片還「泰式打拋豬」一個清白。由此看來，食物與人的連結除了在滿足口腹之欲的美味外，事實上還有更多細膩的關係值得我們一一咀嚼、品味，這當中遂包含了人透過食物所建立的「認同感」。
以「老嫗能解」在中唐頗負盛名的詩人白居易，於江州司馬升任忠州刺史時便寫下〈寄胡餅與楊萬州〉一詩，其中從手作胡餅到寄與朋友楊敬之品嚐，白樂天因「升遷」的喜悅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胡麻餅樣學京都，
麵脆油香新出爐。
寄與飢饞楊大使，
嘗看得似輔興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看似即興而起的作品背後，或許也透顯著白居易藉由手作京都的胡餅來標示著「我來自何方」的「認同關係」。據載，此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西元818年），是白居易因「越職言事」（宰相武元衡遇刺亡，白居易上表主張緝兇）與「有害名教」（白居易母因賞花墜井而逝，其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等誹謗罪名貶離京城的第三年（先於815年貶至江州司馬，其著名的〈琵琶行〉便作於此時，818年調升忠州刺史），因此對於淪落天涯的白樂天而言，「回京」無不是其嚮往，而來自京城的身分、背景更是其不論浪跡何處所不能忘懷者，是以詩的第一句「胡麻餅樣學京都」，便透過胡麻餅將其與京都種種的情感聯繫起來。
胡麻餅又稱胡餅，相傳漢代由域外傳入（一說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傳入；另說由東漢班超傳入），又因其製作簡單，以麵粉烙製，撒上芝麻，酥脆油香而得名，到了唐代已是非常普遍的民間小吃。換言之，如果白居易只是單純的想品嚐一塊胡麻餅，在當時入手應該不算太困難，然其偏偏選擇親自手作，甚至還點明是學仿京都版本的胡麻餅，這便意味著白居易或許已品嚐過所經各地的胡麻餅，但是都與烙印在他心底印象中的胡麻餅味道有其出入，就好比嘉義人、台南人吃台北的嘉義火雞肉飯、台南意麵，都覺得與自己的家鄉味差了這麼一點，而有了認知的落差。
因此味道的復刻對於心繫京都的白居易來說成為了一種尋獲自我身分認同的途徑與方式，意即正因為白居易的身分、背景來自京都，且品嚐過都城裡的胡麻餅，所以可以作出最貼近京都的味道。事實上，詩人對於京城胡麻餅「麵脆油香」的復刻，除了是自我身分認同的召喚外，也意涵著對於回去京城的期待與嚮往，也就說「升遷」之事帶給詩人有望回京的想像，而復刻的行為正是詩人對此想像化為行動的直接表達。
有趣的是，白居易並沒有單方面的陷溺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一本理性的他反而將這「麵脆油香新出爐」的京都味胡麻餅寄與友人楊萬州品嚐，在透過燒餅分享升遷喜悅的同時，也希望能從友人客觀的品鑑中確認「得似輔興無」的正面肯定。
首先，楊萬州即楊敬之，此時正任萬州刺史，就詩中白居易以「飢饞」指稱其友人，似乎也透露了楊敬之對於美食的喜好，故由他來評斷胡麻餅的滋味與京都名店輔興相不相近的確再適合不過了。再者，選擇寄與楊萬州的另一個考量也許跟地緣有關係，忠州與萬州都在四川重慶，故楊敬之顯然是白居易第一時間可以分享調升之喜的對象，而這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燒餅，也一定要在剛出爐還維持溫度的時候才能品嚐出其「麵脆油香」的滋味，因此楊敬之更是不二人選。
然在種種客觀而理性考量的背後，其實也醞釀著詩人內心渴望被「他者認同」的心理狀態，換句話說，楊萬州對於燒餅的「辨味」所折射出的是其作為與白居易源出京城背景之理解；而「知味」則映現出其身為友人對於白居易處境的同理與心意的認同。緣此，「得似輔興無」是詩人嚮往回京的心意，是詩人無論流落天涯何處都未曾改變的初衷，而這份心思除了楊敬之之外，還有誰，也期待著誰能辨、知其中呢？
白居易透過胡麻餅所營構的雙向認同關係，點出了士大夫在失衡的認同環境下，其「士不遇」的無奈處境，他們不失自我認同的自信，並且不斷的反求諸己、維持品格，然現實的「他者認同」總是可遇而不可求。不過，可以稍稍慶幸的是白居易算是幸運的，元和十五年夏，樂天受召回京任尚書司門員外郎，他終於等到了回長安的機會。
許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