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屈原情志的鮮明標誌。同樣為後人熟知的「美人之遲暮」、「瞻前而顧後」，也都是屈原歷經長期政治失意後的心靈寫照。
屈原通過美人遲暮的隱喻，彰顯個人對時間的不斷流逝充滿焦慮；藉由瞻前顧後的行徑，體現個人立足於過去與未來的十字路口，徬徨而茫然地不知所措。這種個體意識強烈而有別於《詩》的文字，就在早期的南方詩學體系中留下了不可磨滅地烙印，後人也屢屢透過想像的方式模擬創作，或藉此傳達對屈原忠貞為國的崇高敬意，或「借古人的酒杯，來澆自己之壘塊」，從而成就了與《詩》交互輝映的《楚辭》，並使得「騷體」成為詩的典型體裁之一。
〈離騷〉——《楚辭》的核心詩篇
《楚辭》乃以屈原為核心，尤其〈離騷〉字裡行間所不時流露的憤世嫉俗與不甘，通過各種不同方式，反覆渲染苦悶的心境，使得〈離騷〉這首長詩，成為後世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譜寫家國情懷，以及種種加諸於身的層層束縛、涔涔血淚的代表作。屈原其人其詩也成了高尚品格與華美文字的典範。
後來的文士甚至還將〈離騷〉提升到「經」的高度，賦予「經典」的意義，而稱之為〈離騷經〉。
屈原的政治失意
屈原和楚王同一族屬，早年擔任要職，不僅掌管王族內部事務，舉拔賢能之士以為楚國的中流砥柱，還參議政事、草擬政令、監察群臣、聯絡外交，顯然深受懷王倚重。後來卻因同僚靳尚與屈原產生嫌隙而構陷屈原，總是厚顏無恥地將功勞攬在自己身上，懷王亦逐漸疏遠屈原。
其後，秦國想要攻打齊國，但忌憚與齊國交好的楚國，於是派遣張儀詐騙懷王，導致楚國在外交、軍事層面接連潰敗，屈原大致也在這幾年間被流放到了漢北一帶。
數年之後，秦國假意請懷王入秦會盟，企圖囚禁懷王以謀取楚地，屈原諫阻無效，懷王最終客死秦境。此後屈原又因得罪權貴，再遭詬謗，被頃襄王流放到沅、湘一帶。面對每況愈下的時局，屈原憤恨難平，最後自沈江中，以死諫表現深沉的忠悃。
〈離騷〉大致就撰寫於流放漢北，而遭逢憂患之時。概括全詩，不外乎有五項焦點：
＊ 反覆申說個人的德行與志節，貞潔而無絲毫瑕疵。
＊ 感慨生不逢時，且時光飛逝。
＊ 強調遵循先王之法、聖賢之道的必要性。
＊ 抨擊奸邪小人結為朋黨，迫害君子，並障蔽楚王視聽。而楚王也失去了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因之助長「順從流俗」的社會不良風氣。
＊ 尋思應對人生窘境的出路。
這五項焦點，屈原運用豐富的藝術技法加以轉化，彼此縱橫交錯，共同織就了他的憤世情態和不遇之思。
「香草美人」般的志節
申說個人的德行與志節，是屈原明志的核心，此舉顯然是因為自己不被眾人所理解。在他的眼裡，不僅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傾訴，更不用說是隨波逐流的世俗之人了，所以反覆從事自我表述，深切地渴望有人能理解他堅守正道的意義。
於是屈原首先揭示個人的身世，自陳是「五帝」之一顓頊的後代，隱約暗示他肩負著承先啟後而不能有愧於先祖的使命和責任，再進一步藉自己的名和字，即「正則」和「靈均」，凸顯個人始終崇奉天德正道為規臬，是一位兼修內在德行和外在能力而可以「安君養民」的人物。
此外，屈原還廣泛地通過栽培、採摘、配戴、食用香草種種行徑，作為潔身自好並擁有高尚品格的隱喻，且屢屢強調「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指出個人的芬芳從來不會由於任何原因而造成減損，可以說是堅守正道的宣誓。同時，屈原偶爾也藉才能出眾的駿馬或鷙鳥一類禽獸，彰明個人兼修內外的質性。因之共同建構出貞正純潔而矢志不移的形象。
「美人遲暮」般的哀思
生不逢時的哀嘆，是屈原四處碰壁而走投無路之下深切怨憤的反映。在遭受奸邪小人的構陷時，眾人不能堅守正道，反倒投機取巧，不辨是非曲直，致使屈原發出了極為深沈且悲苦的呼喊：「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曽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這般欲進不行、欲退不能的膠著處境，令屈原備感焦慮，所以他延續了《易》理以及孔、孟等人的觀點，認為遭逢天下無道之時，就只能等待，伺機而動。
但眼見家國情勢風雨飄搖，危在旦夕，卻又遲遲等不到時機的到來，導致屈原對時間的流逝變得尤為敏感。所以可以看到屈原有感於「草木之零落」，而聯想到自身正值大有可為的壯年階段，一旦錯過了，將如何能夠使出渾身解數施展抱負！故屈原還藉香草以為隱喻而說：「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總是期望著自己能在最為壯盛的時間段，可以及時被楚王委以重任。
不僅如此，屈原還經由遊仙之想像，請求運載太陽的羲和能減緩行進的步伐，藉以表達個人對時間的珍視，並透過「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這般自極東到極西之遊仙行跡，暗示時間的稍縱即逝。
因此，屈原曾經明白地表示：「及年歳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就是期許個人能在活力最為旺盛、衝勁最為強烈的狀態中，引領楚國可以在正確的軌道上不斷前行。
講正道、求法度
遵循正道的必要性，是屈原念茲在茲且一再呼籲的關鍵。主要是由於在屈原的認知中，歷史上的聖君賢相和昏主奸臣形成了一組極其鮮明的參照，從中可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因之意識到先王之法和聖賢之道的重要，所以才能成就有道之世。也因此可以看到班固在〈離騷賛序〉一文中說：「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即點出了屈原是通過一正一反的對比關係，期望能達到警醒楚王之目的。而於〈天問〉一詩，同樣能見到屈原援引歷史以為借鏡的普遍現象，只是該文是通過層層探問的方式，彰明遵循正道的必要性。
此外，屈原還藉「道路」和「捷徑」以為隱喻：「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歩。」指出只有像堯、舜一般依循正道，才能行穩至遠；反之，猶如桀、紂一樣投機地取徑於歪門邪道，則終將陷入「路幽昧以險隘」的窘境。故屈原深切期盼楚王可以任賢使能，及時自危機四伏的「捷徑」歸返正道。
同時，屈原也通過規、矩、繩墨一類用以繪製圓、方、直線的工具來申說道理，認為楚王聽信了奸邪小人不用規、矩、繩墨來繪製圓、方、直線的方式，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所以渴望楚王能任用像他一樣講正道、求法度的臣子，糾正楚國從上到下的不良風氣。……(文待續)
林佑澤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