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養正」──陽明主張品德教育要從小開始

明朝一代宗師王陽明曾經寫過一篇〈訓蒙大意〉，關懷道德教育必須向下紮根，為後世教育立下百年樹人之大計，是我國早期的兒童教育理論。文中，他提出「蒙以養正」――「在幼童蒙昧期就要教以道德禮教，以載培其正氣」的童教最高指導原則。但是要怎樣讓幼童對德禮產生興趣？則他以結合玩樂的詩禮遊戲，讓活潑好動的孩童在遊戲中不知不覺濡染於禮教，以「寓教於樂」的潛移默化方式陶養性情，是我國在十五世紀就已經體現出現代化教育精神的孤明先發。

王陽明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教育家。明代王學「下行」的「移風易俗」路線，有別於宋代理學「致君堯舜」的「上行」走向，譬如如弟子王艮便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王門弟子經常沿途聚講，「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走到哪兒就講學到哪兒，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聖學的陶養。〈訓蒙大意〉原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收在陽明《傳習錄》中。「蒙以養正」的思想及教育方式，把品德教育融入遊戲中，兼顧兒童喜愛玩樂和討厭拘束的天性。向下紮根的快樂學習，使品德教育成為一種順勢啟發的方式，與今日的幼教理論完全合轍。

開篇，陽明先批判「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反對教育淪為記誦詞章的學習，這也很類似我們今天批判的，只知道應付考試而不會應用的學習。他指出教育幼童「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這也像父母親帶著孩子入學，在將孩子交給老師時所說的：孩子的品格教育最重要。
但是說到學習過程，沒有任何一種學習是可以不勞而獲的；面對幼童，要怎樣使普遍「樂嬉遊而憚拘檢」的心情轉化成為快樂學習？如何「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是教育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難題。
雖然古今有著若干時代隔閡，陽明在當時儒教主流的環境中，他的解決之道是「誘之歌詩」、「導之習禮」：透過歌詩玩樂來興發志意、啟導禮教。他以周旋揖讓、拜起屈伸等禮儀遊戲來端肅其威儀，也就是說他把詩禮教化融入到詩歌遊戲中，營造出像遊戲般的快樂情境，使幼童長期沉浸在詩禮遊戲的歡樂氛圍與行為模式。時間久了，便能潛移默化而循循善誘，幼童在面對德教禮治時，自然也就「不苦其難」了。

儘管今天的學習環境多元化，在幼教內容上，每個人都能擁有諸多學習選項，方法也同樣可以是寓教於樂、快樂學習；但是從涵養幼童的心性上說，不論其所學習的內容多麼豐富，都不能拋棄道德教化。因為一個人的品德優劣，將會成為決定一生成敗的重要關鍵，具有嚴肅的立身處世指導意義，也是作為一個「人」的最重要根本。

以「正」養「蒙」，陽明主張從「心」做起

王學是明代儒學的主流，也是理學發展中足與朱學分庭的另一思想高峰。陸王心學主張「先立大本」，先要挺立本心良知；程朱理學則強調「由博返約」，從格物致知入手。這是宋明理學長期來對於教育方法的論辯。其實孰先孰後？「博／約」之辯、漸教或頓教？要依個人的根器而定。孔子因材施教，「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對於總是猶豫退讓的冉求，孔子要他多進取；對於個性衝動的子路，則要他多聽父兄之言，這就是考量每個人的根器有高明與沉潛的本質殊異，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退？要依每個人的情性不同而各有所宜。

陽明所處的時代，學術雖然還是沉浸在「尊朱」的「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氛圍中，但已經落入「八股時文」的末流發展了，也就是朱學被讀書人當作科舉入仕的憑藉。所以彼時先有陳白沙提出了另一種學習態度：他嚮往曾點的舞雩之樂、欣慕陶淵明的自放和邵雍的「樂學」主張；不喜明代前期理學案牘勞苦、檢束自勵的學術風貌。他經常浩歌長林、孤嘯絕島，或在溪邊海灣投竿弄艇，鳶飛魚躍地「與鳶魚同一活潑」。

接著，突出心學思想的王陽明，他的自然情性又是如何？――陽明為人豪邁，十五歲便曾出遊居庸三關，縱觀塞外經月，很有現代「壯遊」的精神。他能追逐胡兒騎射，使不敢來犯；又留心武事、精研兵家秘書，胸中抱有經略四方的大志，每當家中宴客，便收集果核羅列陣仗為戲。再加上他成學前、後的廣博閱歷――成學前，他曾徘徊在儒、釋、道之間，出入詞章、佛老而終於龍場悟道；悟道後，又經「默坐澄心」，到「致良知」的「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再到「開口即得本心」、「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的變化歷程。如此未受壓抑、自由舒展的成長和學習歷程，他的自然情性獲得充分開拓，滿腔熱血豪情且儒且俠。所以他能以過人膽識，當庭忤逆專權的宦官劉瑾；後來更以儒將勘亂福建叛軍、討伐甯王朱宸濠、平亂江西，成為我國歷史上罕見的文官封爵者，甚至名揚東瀛，成為日本維新學習的對象。

陽明豐富的生命歷程和活潑氣象，以及他對儒教「禮、樂、射、禦、書、數」的躬親實踐和示範，使其學說樣貌和學術理論，都迥不同於靜坐讀書、嚴肅端凝的程朱一系理學家，更樹異於當時科舉風氣下，對學童「鞭撻繩縛，若持拘囚」的強迫學習方式。所以他所暢論的「蒙以養正」，要以德教結合遊戲，重視孩童喜愛玩耍、不願拘束的心性發展，肯定自由玩樂對於幼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陽明用以濡養孩童性情、導正人格發展與行為模式的教育方式，是我國教育史上長久被忽視的兒童教育前行理論。

心安則身安

中國哲學都是強調「安身立命」的。「安身」必須安頓肉體形軀，所以是談此生如何安頓？「立命」則是突破有限形軀以建立永恆價值，所以是談永恆生命如何建立？而陽明心學，正是通過「心安則身安」的心學理論曉諭世人：生命必須先求心安，然後形軀才能自在。

《陽明年譜》記載了陽明「學聖賢」的漫長求道歷程：
十一歲，陽明問老師，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等事」？塾師回答：「讀書登第」啊！
陽明對這個答案不能認同，登第不是能夠激發他奮發讀書的動力。面對這個答案，他的心不安。那麼，什麼才能讓他奮發向學呢？他說應該是「學聖賢」吧！

後來陽明歷經一段很漫長的、學習如何讓自己心安的「安身」歷程。他的「學前三變」：從學為辭章到道士修煉，其間還一度想要出世遠去。一開始，他深深契合婁一齋所說的：「聖人必可學而至！」後來歷經格竹七日失敗、大病後，質疑「聖賢有分」，懷疑自己根器不足，於是自我放棄地隨順世俗、學科舉辭章。但他的心不安，深感「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他遂又築室會稽山陽明洞中學為道士、行導引之術。可是他仍然不能安心，質疑「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再度摒去。直到三十四歲在京，他深感一般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於是乃以昌明聖學為務，並以「立必為聖人之志」曉諭人。

三十七歲，陽明在朝堂上忤逆奸宦劉瑾而被杖責、貶貴州龍場驛。他在龍場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是身處萬山叢棘、蠱毒瘴癘之地，周遭夷人語言難通，可通語者只有中土的亡命之徒；一方面又要提防劉瑾對他隨時的伺機加害。
因此初到龍場時，他也深感危疑不安、惴惴恐懼；但他接著自省：我對於得失榮辱都能超脫了，為什麼只有「生死一念，尚覺未化」？是在歷經生死煎熬後，最後他才「既破山中之賊，也破心中之賊」地體會了：不須求理於事物、只要求理於吾心；對於死生禍福，只要「俟命」即可。至此，他終於開悟原來賊在「心」中、在我們的心之「不安」中，「至道」如此簡易廣大！我卻「錯用了三十年氣力。」所以一個人想要安「身」，就必須要先安「心」，安心才能安身。

臨終，門人問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深知人絕對不能違拗本心，安身首要在於心安，也如像東坡詩：「此心安處是吾鄉。」只要能讓我安心的地方，就是我的安身之處。故屈原雖投汨羅，一腔忠誠熱血，「九死其猶未悔！」即使讓他再重新做一次選擇，他也必是視死如歸、甘之如飴的。杜甫也曾有詩：「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葵花和豆蔓植物始終具有趨向陽光的本性，即連物性都無法改變了，何況於人？所以杜甫在稚子餓死、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仍然未改憂國憂民的忠愛本性，心中想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無私的大愛，才是他的心之所安。所以要做到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安頓身心境地，就要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

不論處在生命中的哪一個階段，我們把自己放在什麼定位才能心安？要學習真誠無欺、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樣的身心之學，必須從小就加以涵養和導正，以載培正氣，才不會在形成積習後難以改正、或是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