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歲是大腦發展的黃金期,俗話說「3歲定終生」,又說「3歲看大,7歲看老。」人生的發展關鍵期在幼年,這段時間的品德教育怎能錯過?台語俗諺不也說「小時偷摘瓠,大時偷牽牛!」我國早在十五世紀、明朝的一代宗師王陽明,就已經提出「蒙以養正」的兒童教育理論了。要求在童稚蒙昧時期就必須以正道來教導,讓孩子在「寓教於樂」的教育方式下,快樂學習道德禮教。
明朝一代宗師王陽明曾經寫過一篇〈訓蒙大意〉,關懷道德教育必須向下紮根,為後世教育立下百年樹人之大計,是我國早期的兒童教育理論。文中,他提出「蒙以養正」――「在幼童蒙昧期就要教以道德禮教,以載培其正氣」的童教最高指導原則。但是要怎樣讓幼童對德禮產生興趣?則他以結合玩樂的詩禮遊戲,讓活潑好動的孩童在遊戲中不知不覺濡染於禮教,以「寓教於樂」的潛移默化方式陶養性情,是我國在十五世紀就已經體現出現代化教育精神的孤明先發。
王陽明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教育家。明代王學「下行」的「移風易俗」路線,有別於宋代理學「致君堯舜」的「上行」走向,譬如如弟子王艮便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王門弟子經常沿途聚講,「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走到哪兒就講學到哪兒,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聖學的陶養。〈訓蒙大意〉原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收在陽明《傳習錄》中。「蒙以養正」的思想及教育方式,把品德教育融入遊戲中,兼顧兒童喜愛玩樂和討厭拘束的天性。向下紮根的快樂學習,使品德教育成為一種順勢啟發的方式,與今日的幼教理論完全合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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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陽明先批判「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反對教育淪為記誦詞章的學習,這也很類似我們今天批判的,只知道應付考試而不會應用的學習。他指出教育幼童「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這也像父母親帶著孩子入學,在將孩子交給老師時所說的:孩子的品格教育最重要。
但是說到學習過程,沒有任何一種學習是可以不勞而獲的;面對幼童,要怎樣使普遍「樂嬉遊而憚拘檢」的心情轉化成為快樂學習?如何「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是教育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難題。
雖然古今有著若干時代隔閡,陽明在當時儒教主流的環境中,他的解決之道是「誘之歌詩」、「導之習禮」:透過歌詩玩樂來興發志意、啟導禮教。他以周旋揖讓、拜起屈伸等禮儀遊戲來端肅其威儀,也就是說他把詩禮教化融入到詩歌遊戲中,營造出像遊戲般的快樂情境,使幼童長期沉浸在詩禮遊戲的歡樂氛圍與行為模式。時間久了,便能潛移默化而循循善誘,幼童在面對德教禮治時,自然也就「不苦其難」了。
儘管今天的學習環境多元化,在幼教內容上,每個人都能擁有諸多學習選項,方法也同樣可以是寓教於樂、快樂學習;但是從涵養幼童的心性上說,不論其所學習的內容多麼豐富,都不能拋棄道德教化。因為一個人的品德優劣,將會成為決定一生成敗的重要關鍵,具有嚴肅的立身處世指導意義,也是作為一個「人」的最重要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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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養「蒙」,陽明主張從「心」做起
王學是明代儒學的主流,也是理學發展中足與朱學分庭的另一思想高峰。陸王心學主張「先立大本」,先要挺立本心良知;程朱理學則強調「由博返約」,從格物致知入手。這是宋明理學長期來對於教育方法的論辯。其實孰先孰後?「博/約」之辯、漸教或頓教?要依個人的根器而定。孔子因材施教,「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對於總是猶豫退讓的冉求,孔子要他多進取;對於個性衝動的子路,則要他多聽父兄之言,這就是考量每個人的根器有高明與沉潛的本質殊異,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退?要依每個人的情性不同而各有所宜。
陽明所處的時代,學術雖然還是沉浸在「尊朱」的「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氛圍中,但已經落入「八股時文」的末流發展了,也就是朱學被讀書人當作科舉入仕的憑藉。所以彼時先有陳白沙提出了另一種學習態度:他嚮往曾點的舞雩之樂、欣慕陶淵明的自放和邵雍的「樂學」主張;不喜明代前期理學案牘勞苦、檢束自勵的學術風貌。他經常浩歌長林、孤嘯絕島,或在溪邊海灣投竿弄艇,鳶飛魚躍地「與鳶魚同一活潑」。
接著,突出心學思想的王陽明,他的自然情性又是如何?――陽明為人豪邁,十五歲便曾出遊居庸三關,縱觀塞外經月,很有現代「壯遊」的精神。他能追逐胡兒騎射,使不敢來犯;又留心武事、精研兵家秘書,胸中抱有經略四方的大志,每當家中宴客,便收集果核羅列陣仗為戲。再加上他成學前、後的廣博閱歷――成學前,他曾徘徊在儒、釋、道之間,出入詞章、佛老而終於龍場悟道;悟道後,又經「默坐澄心」,到「致良知」的「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再到「開口即得本心」、「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的變化歷程。如此未受壓抑、自由舒展的成長和學習歷程,他的自然情性獲得充分開拓,滿腔熱血豪情且儒且俠。所以他能以過人膽識,當庭忤逆專權的宦官劉瑾;後來更以儒將勘亂福建叛軍、討伐甯王朱宸濠、平亂江西,成為我國歷史上罕見的文官封爵者,甚至名揚東瀛,成為日本維新學習的對象。
陽明豐富的生命歷程和活潑氣象,以及他對儒教「禮、樂、射、禦、書、數」的躬親實踐和示範,使其學說樣貌和學術理論,都迥不同於靜坐讀書、嚴肅端凝的程朱一系理學家,更樹異於當時科舉風氣下,對學童「鞭撻繩縛,若持拘囚」的強迫學習方式。所以他所暢論的「蒙以養正」,要以德教結合遊戲,重視孩童喜愛玩耍、不願拘束的心性發展,肯定自由玩樂對於幼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陽明用以濡養孩童性情、導正人格發展與行為模式的教育方式,是我國教育史上長久被忽視的兒童教育前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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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則身安
中國哲學都是強調「安身立命」的。「安身」必須安頓肉體形軀,所以是談此生如何安頓?「立命」則是突破有限形軀以建立永恆價值,所以是談永恆生命如何建立?而陽明心學,正是通過「心安則身安」的心學理論曉諭世人:生命必須先求心安,然後形軀才能自在。
《陽明年譜》記載了陽明「學聖賢」的漫長求道歷程:
十一歲,陽明問老師,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等事」?塾師回答:「讀書登第」啊!
陽明對這個答案不能認同,登第不是能夠激發他奮發讀書的動力。面對這個答案,他的心不安。那麼,什麼才能讓他奮發向學呢?他說應該是「學聖賢」吧!
後來陽明歷經一段很漫長的、學習如何讓自己心安的「安身」歷程。他的「學前三變」:從學為辭章到道士修煉,其間還一度想要出世遠去。一開始,他深深契合婁一齋所說的:「聖人必可學而至!」後來歷經格竹七日失敗、大病後,質疑「聖賢有分」,懷疑自己根器不足,於是自我放棄地隨順世俗、學科舉辭章。但他的心不安,深感「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他遂又築室會稽山陽明洞中學為道士、行導引之術。可是他仍然不能安心,質疑「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再度摒去。直到三十四歲在京,他深感一般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於是乃以昌明聖學為務,並以「立必為聖人之志」曉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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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歲,陽明在朝堂上忤逆奸宦劉瑾而被杖責、貶貴州龍場驛。他在龍場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是身處萬山叢棘、蠱毒瘴癘之地,周遭夷人語言難通,可通語者只有中土的亡命之徒;一方面又要提防劉瑾對他隨時的伺機加害。
因此初到龍場時,他也深感危疑不安、惴惴恐懼;但他接著自省:我對於得失榮辱都能超脫了,為什麼只有「生死一念,尚覺未化」?是在歷經生死煎熬後,最後他才「既破山中之賊,也破心中之賊」地體會了:不須求理於事物、只要求理於吾心;對於死生禍福,只要「俟命」即可。至此,他終於開悟原來賊在「心」中、在我們的心之「不安」中,「至道」如此簡易廣大!我卻「錯用了三十年氣力。」所以一個人想要安「身」,就必須要先安「心」,安心才能安身。
臨終,門人問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深知人絕對不能違拗本心,安身首要在於心安,也如像東坡詩:「此心安處是吾鄉。」只要能讓我安心的地方,就是我的安身之處。故屈原雖投汨羅,一腔忠誠熱血,「九死其猶未悔!」即使讓他再重新做一次選擇,他也必是視死如歸、甘之如飴的。杜甫也曾有詩:「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葵花和豆蔓植物始終具有趨向陽光的本性,即連物性都無法改變了,何況於人?所以杜甫在稚子餓死、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仍然未改憂國憂民的忠愛本性,心中想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無私的大愛,才是他的心之所安。所以要做到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安頓身心境地,就要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
不論處在生命中的哪一個階段,我們把自己放在什麼定位才能心安?要學習真誠無欺、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樣的身心之學,必須從小就加以涵養和導正,以載培正氣,才不會在形成積習後難以改正、或是事倍功半。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