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天人觀（一）

什麼是合理的天道與人道關係？人生天地間，如何才能安心自在地俯仰自得？

人生難免天、人交戰的時刻，有時也會徘徊於「立命／命限」間的辯證拉扯；前方橫無際涯、後路峭壁斷崖，渺小的個人要如何正確選擇？縱有理性的把持，豈無感性之痛？司馬遷自述撰作《史記》除了「成一家之言」外，更高層次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想要找尋宇宙一切興衰變化的關鍵、探究天人分際的那條分界線。

身在宇宙天道中，理想與現實應該如何抉擇？我們要付出多少努力？該如何努力？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面對天人關係的「大哉問」，我們也不妨借鑒古聖先賢的智慧，希望在紛紜多歧的人生路上，能得到照亮未來的光明指引。下文將從《論語》、《孟子》與《中庸》等經典中，汲取古聖先賢可以適用於今日、跨越古今的睿智，看他們在面對人生困境時，如何度過難關並堅持理想？如何與讀者對話以勸諭世人？以提供人生參考。

以下先從人人不可免的「斯人斯疾」即客觀命限，談到「知其不可而為」的個人主觀之「立命」思想；再從「魚與熊掌」的兩難抉擇，進論人必須用道德維繫自我、即以德立身，才能獲得一生的心安。

傳統經典從《論語》到《孟子》，孔子（西元前551年～西元前479年）和孟子（西元前372年～西元前289年）在面對人生與時代難題時如何處困？身在東周列強爭霸的夾縫中，他們同樣都選擇了一條「行道天下」的「君子固窮」之路。

繼孔子道德學說和禮樂之教，以及由弟子和再傳弟子纂輯的《論語》之後，生當戰國之世的孟子，又提出了仁、義、禮、智等天德之善的「四端」之說。

孔子處在開始禮崩樂壞的禮義放廢時代，孟子則生在楊朱與墨翟學說盛行、慎到與蘇秦及張儀等法家和縱橫家各有擅場的時代。於時，墨家擁有廣大百姓階層的支持，張儀等人則在一片強調富國彊兵、戰勝弱敵，以及諸侯國務力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的局勢中，即使經常就教於孟子的梁惠王，也更關心「有以利吾國乎？」對孟子只是「尊而不親，敬而不用。」齊宣王更是只想詢問齊桓公、晉文公如何致霸的問題。於是欲行仲尼之道，自居「聖人之徒」的孟子，不得不一夫當關，以博辯力戰群雄，即連他自己都感慨：「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但為了「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儒家不能阿俗苟世。

《史記》對孔子的肯定，說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嚮）往之！」
朱子更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至譽以照亮歷史的萬古長夜；
然而儒家這些理想主義的道德之士、《史記》所稱「迂遠而闊於事情」者，
即使心中也洞悉處境――孔子曾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但是當衛靈公問兵時，只願談禮不願談兵的孔子，
還是毫不猶豫地回答「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第二天便離開了。

孟子雖曾位居三卿，卻同樣也對齊宣王堅持「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因此他們的現實境況，孔子飽受「在陳絕糧」等多次危機，
《史記》甚至說「累累若喪家之狗。」孟子也困頓齊梁，其志不行。

對比當時陰陽家鄒衍等人的尊隆待遇：梁惠王郊迎，行賓主禮；
趙平原君用衣袖親為拭席；燕昭王為示尊崇而持掃帚掃路，能不令人唏噓嗎？

所以最後孔子只能回歸文化事業，撰《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刪《詩》、序《書》、訂《禮》、正《樂》與贊《易》。孟子也為同一選擇，「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期之於來者。
歷史評價往往著眼於結果，昭昭可見的，後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至聖先師孔子、亞聖孟子，和「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儒家思想，都是世人安頓身心、啟導心靈的精神原鄉；但是隱約於歷史扉頁下的，當孔子周遊列國卻不為世用又多歷險境時，儘管智仁勇兼具的他能夠坦然面對逆境並堅持理想，畢竟的血肉之軀能不痛不懼嗎？

雖千萬人吾往矣！

孔子離開魯國時，戀戀不捨地「遲遲吾行也！」能無情乎？他何嘗不想如曾點般「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只是他深知魯國已經不能有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只能堅定離開。
當困於匡，孔子也想過如果天志不欲行道，那麼，「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於時他所用來提振自己的，就只有「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孟子則生在殺伐更形激烈的戰國時代，夾縫於弱肉強食、兵強馬壯的合縱連橫中，面對「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滔滔亂世濁流，當齊宣王問致霸之道時，他也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毅態度，激濁揚清地論「王道」而不論「霸道」，選擇慷慨博辯地與邪佞偽說及姦寇行為辯、與告子辯、與楊墨之徒辯、與「游說以干諸侯」的戰國縱横處士辯，最後更辭十萬之祿、萬鍾之饋，放下，轉身離去，這豈是常人所能？……

文待續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