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匱石室、名山大業的背後，充滿了古聖賢的艱辛孤寂。當他們選擇一條「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傳道」之路時，就已經決定了人生的難行之路。
那麼，什麼是合理的天人關係？西語有云：「人的盡頭是天的起頭。」什麼時候該承擔？什麼時候該放手？什麼時候又該開天闢地？
是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還是順時應人、聽天由命？
明代賢哲王陽明也是歷經宦官劉瑾追殺，在貴州龍場驛的惴惴不安中頓悟了「心、理合一」的良知之學，才「既破山中之賊，也破心中之賊」的，故自誓「吾惟俟（待）命而已！」不再究心於一己安危，從此聽乎「天」、由乎「命」了。
是故孔子曾經告訴弟子：「女（汝）安，則為之。」孟子也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必須走在仁義之路，才能得到一生的心安。因此對德性義理、明智達善，我們不能「任天」而歸於「命祿」；對於富貴利達之人性好惡，則要本著良知良能順天應命。
我們以《論語》下文為例：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重病、將死，孔子非常痛惜。在探病的時候，從窗外（牖，音ㄧㄡˇ）拉著他的手，痛言：這是天命吧！這樣的人不該有此惡疾，而今卻竟得病，這是天命吧！
子罕言「命」；為什麼孔子很少說「命」？
有些事情是人力所能為之，有些則是人力所不能為之的。孔子僅就個人「主觀」上能夠做得到的事情言，是一種責求個人之「不為也」、而不去苛求其所「不能也」。譬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就是一己能夠主觀掌握的，必須盡其在我；至於如「斯人而有斯疾」等涉入死生窮達之命限範疇者，是為人力所不能為，甚至堪稱「志士之大痛」者，則孔子不強求。因此在伯牛病重時，孔子極其痛心地連說了兩次「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麼好的人怎麼會得到這麼不好的病呢？「命限」實非人力所能主宰者，所以孔子存而不論。
現實雖然存在「斯人而有斯疾」的客觀命限，我們仍然擁有在有限生命創造無限價值的「立命」理想與自由
在「命限」與「立命」的辯證中，聖人如何選擇和自處？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子路曾經宿於石門，第二天開啟城門的隱者問他從哪裏來？當子路一說孔氏，對方即刻回說：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隱者知道世亂不足以有為，故意以明知不可行卻執意如此來譏刺孔子。
然而對孔子而言，只要是為所當為，就沒有所謂的「不可」。
另外，佯狂避世的楚狂接輿，也曾在經過孔子身旁時故意唱歌勸諫：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透過歌聲勸告孔子：算了吧！算了吧！盱衡當前局勢，從政實在太危險了啊！
事實上孔子自己也曾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判斷，
又如何能成其為君子？在亂世中想要行仁政王道，他何嘗不知其難？
但是誠如孔子請子路轉告荷蓧丈人的話：「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針對「行道天下」
和「天之未喪斯文」，孔子必須以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的智仁勇，不計其功、不問成敗地
只考慮「合義否？」
無怪乎有一次當儀封人請見孔子，出來後對孔子弟子說：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猶今之警眾搖鈴）。」
孔老夫子就是上天親自揀擇、要為世道「撥亂反正」的天選之人啊！
所以孔子對於「義」、「命」係採分別對待的態度。
君子之仕是個人的行義盡分，而恪盡自己的性分責任是純任自主的，孔子稱之為「義」，屬於人生「應然」的範疇。但是「道」能否實現？在現實中並不是個人能力所能決定，孔子把這種客觀限制稱為「命」，屬於人生「實然」的範疇。如果現實中已經仁至義盡、且盡力了，則「成事在天」的部分就托諸「天」、由乎「命」吧！
是故自許為周公禮樂和文王道脈所繫的孔子，在匡涉險卻「任天」地相信、如果天命還要維護文化，匡人必定奈何不了他。而當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讒言構陷子路時，他也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道能不能行？由乎天命，公伯寮必不能違天以害子路，所以孔子說「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過，儘管欲行道天下，在主觀的道德實踐外還要客觀條件如政治因素的配合，或說「天命」之繫；於此我們卻也看見了道德價值的可貴，就在自覺和自主性上。雖然現實世界中行善的人未必都得好報，行惡的人也未必受到懲罰，這就是王充說的「性成命定」，性與命不必然聯繫、道德和吉凶要分開來看；但這並不能動搖我們道德實踐的決心，孔子與門徒正是明知「道之不行」，但仍然兩肩擔起傳承聖道的重任，堅定選擇在有限生命和客觀條件的限制下，豁顯生命之無限價值與意義。所以對於「命」，我們要坦然接受「命限」但抱持「立命」理想，不論富貴貧賤與壽夭，人都可以活出有意義的人生。根源此為孔子所期盼的人生之「應然」。……
文待續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