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的背後？──漢代哲學的德治教化理想

迷信常被指向信「命」（名詞，人的命運）以及鬼神之說，「命」則往往被導向上天所賦予、即天所「命」（動詞，賦予）的「命定」說。

在今天，我們多將「性命」二字連用；但古人的用法，「性」、「命」各有不同的指涉：
「才性」說在魏晉時期尚未興盛前，「性」是指向「德性」之道德仁義的，世人極其看重個人的孝廉、賢良方正等美德。漢代選拔任官的「察舉制」，「孝廉科」便是最主要的官員來源之一。德性涵養是每個人都能主觀掌握的，也就是孔子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
至於「命」，則人們多從「天」之所「命」來理解，如人的壽夭、吉凶禍福等。它有別於個人能夠主觀涵養的「德性」；「命」是人力所無可如何，不能被人們自行掌握的，所以它神秘，令人恐懼、疑猜，有人想要向天祈福，有人甚至想要改命。

「命」能夠被預知與改變嗎？

為什麼人們會想要探究「命」，以致有迷信之譏？有時是因為想要追求富貴利達，希望自己的「命」好；有時則是因為身在谷底、遭遇重大挫折，譬如愛情的失落、健康的不利、前途的迷茫……。總之，在無助的當下，人們經常會求助於神佛，希望透過抽籤、通靈、算命等來指點迷津。

那麼，「命」能夠被預知嗎？如果預知自己的「命」不好，能夠改命嗎？怎麼改？是祈求神祇（如宮廟的祭改）、抑或悔過修德？如果修德的話，則「性」與「命」具有必然的聯繫關係嗎？這些都是長期來困擾人們心靈的問題。

認為「性」與「命」具有聯繫關係，相信人們可以透過後天的涵養「性」（德性）來改變「命」的，譬如漢儒「天人相應」說凸顯王道教化、尚德省刑，以及明代《了凡四訓》強調「改過」、「積善」以「立命」，皆是持論如此。他們正面看待人道與天道的聯繫關係，凸顯人為的「後天」努力，也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但是這樣的論點，必須建立在持信天、人之間可以互相感應上。

反之，東漢王充認為西漢「天人相應」說以及諸多求神問卜的行為太過迷信，根本是一種虛妄思想，因此他從根本處否定天、人之間後天能夠感應。他從實際經驗說：有人性善而命凶、也有人性惡而命吉，「吉命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所以主張「命之貴賤／性之善惡」並無聯繫。為了否定天、人感應以及性、命聯繫，他另外提出強調「先天」立場的「性成命定」說，倡論當人被生下來，人的「命」就已經被確定了。就像弘一法師說的：「你端什麼碗？吃什麼飯？經歷什麼事？什麼時候和誰結婚？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可是王充的「性成命定」說，後來又成為我們批判「命定」說的主要對象。

但是不論西漢董仲舒的「天人相應」說、或是東漢王充的「性成命定」說，兩者雖然具有先天命定、後天人為的差異，卻都同樣奠基在漢代突出天與人具有「類比聯繫」關係的「天人同構」（基本上同一結構）思想基礎上。只不過董仲舒肯定現實世界的天、人能夠相互感應，認為透過後天的修德方式可以改變現實；王充則認為不能改變，因為天所賦予人的「命」，在出生時便已經被確定了。所以天如何賦「命」予人？人為什麼能夠知「命」？正是因為人與天的類比聯繫。王充著作的《論衡》中有〈骨相〉篇，也很類似今天我們說的面相、摸骨、手相算命等，認為人所稟受的陰陽清濁之氣、輕重厚薄，都是上天所賦予的，其骨體膚理也多是上肖於天的，「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見於體。」

然而相對於強調道德理性的宋明理學來說，漢代突出稟氣以生的「氣化論」和天人宇宙論的範式，圓滿完善的根源在於「天」，不能挺立「人」的道德創生意義，所以在宋明理學興盛以後就見棄了。只不過如此一來，雖然在學術史上建立起凸顯道德理性的「道德形上學」、肯定人的主體創造性與人文價值，並且因為宋明理學成為後來的儒學主流，我們在思想上也幾乎都一面倒地批判迷信思維；惟這樣便很難理解、或解釋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在文化心理上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相信鬼神思想，對於命運之說也還是有相當程度認同的？

漢代「天人相應」說背後的德治教化理想

在漢代主張「性」與「命」具有聯繫關係的哲學家董仲舒，他從「天人相應」的角度說：「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這是否也很像今人所說的「吸引力法則」？此中除了「性」、「命」相連繫以外，「天」對「人」的所作所為也要能夠有所「感」，然後才能有所「應」，這就是漢儒的天降祥瑞或災異之說。只是我們今天同樣突出這樣的吸引力宇宙法則，人們會說是鼓勵正向思考、是勵志；而古人如此說法，則被認為是迷信，是對天、人關係的迷思。

其實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從漢代的政治與個人德性涵養的不同層面來看，當便可以體會董仲舒說「天人相應」，以及他所著的《春秋繁露》說「同類相動」，也是希望人們能夠積極涵養品德，與天地共美。
從政治面說，如果我們從漢儒欲藉「神權」以制衡「君權」的難處出發，便可以理解在當時「大一統」的君主專政時代中，庶民手中能夠制衡無限君權的力量實在太小，於是儒者（讀書人）通過說「人道」與「天道」的異質同構，藉由「陽尊陰卑」以說「德尊刑卑」，進而倡論「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希望上位的執政者能夠寬省刑罰、行王道教化──「務德不務刑」正是儒者對於庶民百姓的最大溫柔，這樣的學說實際上寄寓了儒者的淑世理想在其中。

再從個人的德性修養來說，藉由悔過修德以感天應地，正是透過「至誠」、「盡性」的「人道」努力，以完成貫通天道與人道的「與天地參」。也就是儒家強調以「至誠盡性」的道德涵養來「贊天地之化育」，希望最後能達到參贊天地的「天人合一」境界，亦即《中庸》所說的「唯天下至誠為能化」。這也很像今天我們說的天人和諧、生態環保、地球永續……，亦是我們落實實現「天道」，完成道德實踐的一個門徑。

當然，任何一種學說後來都會有末流的發展流弊，太過流行了、或是人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都有可能導致沉迷。過度持信「天人相應」，以致漢代整個社會從君王到庶民百姓、從漢武帝到成帝，都極度信仰鬼神之說，幾乎凡事問天、事事占卜，造成「非常可怪之論」和西漢晚期陰陽災異說的大肆氾濫；或是有人持論「性成命定」說，以為一切人事努力概皆無益，反正禍福天定、富貴有命，而放棄道德創造性的理想……，這些都是過與不及的負面影響。可是若把這些思想連根拔起、否定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天人思想的發展與演變，一如漢代讖緯學之被消滅，則亦是無視於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深入民心的天人觀，這樣將也無法讓後世子孫了解我們民族性中「文化—心理」結構的思想緣由。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