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養正」──王陽明主張品格教育要從小開始

「蒙以養正，聖功也！」

《易經．蒙卦》以山下出泉，象徵經滲入、蘊蓄、過濾、揀擇後的清澈泉水，其過程就如教養兒童，要養其端正。譬如宋代《三字經》，就是強調「童蒙養正」——聖賢化育之功的發蒙開講。
明朝一代宗師王陽明也寫了一篇〈訓蒙大意〉，關懷道德教育必須向下紮根，要為後世教育立下百年樹人之大計，是我國早期的兒童教育理論。他亦強調「在幼童蒙昧期就要教以正道，以載培其正氣」的童教最高指導原則。

由於孩子幼小時容易接受引導，所以要從小給他們正確的教育，引導他們走上正道；但是怎樣讓幼童對德禮產生興趣？陽明主張以結合玩樂的詩禮遊戲，讓活潑好動的孩童在遊戲中不知不覺濡染於禮教，透過「寓教於樂」的潛移默化方式陶養性情，是我國在十五世紀就已經體現出現代化教育精神的孤明先發。

王陽明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教育家。
明代王學在朝堂外的「下行」即「移風易俗」路線，有別於宋代理學「致君堯舜」的「上行」走向，譬如如弟子王艮便提倡「百姓日用即道」。
王門弟子經常沿途聚講，「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砍柴樵夫、農忙閒暇，走到哪兒就講學到哪兒，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陶冶。
〈訓蒙大意〉收在陽明《傳習錄》中。「蒙以養正」的思想及教育方式，把品德教育融入遊戲中，兼顧兒童喜愛玩樂和討厭拘束的天性。向下紮根的快樂學習，使品德教育成為一種順勢啟發的方式，與今日的幼教理論完全合轍。

古今都為考試苦 VS.品格教育

古今都為考試苦；〈訓蒙大意〉中，陽明首先批判「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他反對教育淪為記誦詞章的學習，這也很類似我們今天批判的，只知道應付考試而不會應用的死讀書。
陽明指出教育幼童，「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這就是今天我們所強調的品格教育。也像父母親帶著孩子入學，在將孩子交給老師時所說的：孩子的品德涵養最重要。

「2024年全國家長最關心的十大教育議題」第一名的是：品格教育；但今日在少子化、自由主義與AI、社群媒體風潮下，儘管品格教育更顯重要，卻往往在多元學習的教育過程中被忽略了。
當今之世，面對人工智能的滔滔洪流，品格教育、人文素養、中華幼教都退居邊緣；金錢儼然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它定義了權力、地位，甚至快樂。但是如果沒有品德維繫，我們的下一代將在價值混亂中長大，人類將在智慧洪流中迷失方向，忘記了生命價值與意義，文明終將淪為包裝精美的野蠻，科技越進步，人心反而越空洞。

但是說到學習過程，沒有任何一種學習可以不勞而獲；面對幼童，要怎樣使普遍喜愛玩樂而厭惡學習、「樂嬉遊而憚拘檢」的心，轉化成為快樂學習？如何讓他們「趨向鼓舞，中心喜悅」？這是古今教育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難題。

雖然時代有著古今隔閡，在當時儒教主流的環境中，陽明以「誘之歌詩」、「導之習禮」的方法，透過歌詩玩樂來興發志意、啟導禮教；又用周旋揖讓、拜起屈伸等禮儀遊戲來端肅其威儀，也就是說他把詩禮教化融入到詩歌遊戲中，營造出像遊戲般的快樂情境，使幼童長期沉浸在詩禮遊戲的歡樂氛圍與行為模式，這樣，禮教和自然情性便能如「山下出泉」般彼此浸潤、蘊蓄。時間久了，便能潛移默化、循循善誘。所以當幼童面對德教禮治時，自然也就不會「苦其難」了。

而今學習環境多元，在兒少與幼教內容上，每個人都能擁有許多學習選項，採用的方法也可以寓教於樂、快樂學習；不過從涵養下一代的心性來說，不論其所學習的內容多麼豐富，都不能拋棄道德教化。因為一個人的品德優劣會決定他的人生，成為影響生命的重要關鍵，具有嚴肅的立身處世指導意義，也是作為一個「人」的最重要根本。

心安的重要

以「正」養「蒙」，即「童蒙養正」，陽明主張從「心」做起。
一個人心不安則身不安；人生想要安身立命、快樂從事，第一，就是要安心。

陽明心學是明代儒學主流，也是宋明理學發展中足與朱學分庭的另一個思想高峰。
陸王心學主張「先立大本」，要先挺立本心良知，由內而外，自作主宰；程朱理學則強調先從格物致知入手，再「由博返約」。兩者的孰先孰後？略同頓教、漸教之辨？實則這要依個人根器而定。這也是宋明理學長期以來對於教育方法的諍論。
其實早在孔子時，便已提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的因材施教了。對於總是猶豫退讓的冉求，孔子鼓勵他進取；對於個性衝動的子路，則讓他多聽父兄之言，這就是考量每個人的根器有高明、沉潛的本質殊異，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退？要依每個人的情性不同而各有所宜。

陽明的時代，學術上雖然仍然沉浸在「尊朱」風氣中，「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但是已經落入專做科舉「八股文」的末流發展了，朱熹學說被讀書人當作科舉入仕的憑藉。所以那時先有陳白沙提出另一種學習態度，嚮往曾點的舞雩之樂，欣慕陶淵明的自放和邵雍的「樂學」主張。他浩歌長林、孤嘯絕島、投竿弄艇，鳶飛魚躍地「與鳶魚同一活潑」，而不喜明代前期理學案牘勞苦、檢束自勵的學術風貌。——在道貌岸然的時代氛圍中，有人嚮往林野之趣，是很自然的。
接著，陽明在科舉文章之外，提出了更深一層的思考：讀書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為何而活？」比「如何賺錢？」「如何成功？」更重要

陽明認為「為何而學？」「為何而活？」比「如何賺錢？」「如何成功？」更重要。

書本的道理不是孤懸於人生之外，是要「知行合一」，用來涵養身心的，這樣的學問才能讓人心安。而這樣涉及身心之學的品格教養，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就回到他在〈訓蒙大意〉中所提出的教育理論：「蒙以養正」——他主張品德教育要從小開始，在一個人的童蒙時期，就要教以正道。
因為在每個人大腦發展黃金期、人生發展關鍵期的幼年時期，如果都能以正道啟導其童蒙，無異於掌舵了人生的方向盤。這是品格教育最重要的關鍵期。

陽明是一個很豪邁的人，他十五歲便出遊居庸三關，縱觀塞外經月，頗有現代「壯遊」的精神。他追逐胡兒騎射，使不敢來犯；又留心武事、精研兵家秘書，胸中抱有經略四方的大志，每當家中宴客，便收集果核羅列陣仗為戲——如此未受壓抑、自由舒展的兒少成長與學習歷程，使其自然情性獲得充分開展，滿腔豪情且儒且俠。
陽明後來能以過人的膽識，當庭忤逆專權宦官劉瑾，其後更以一介儒將勘亂福建叛軍、討伐甯王朱宸濠、平亂江西，為我國歷史上罕見的文官封爵者，甚至名揚東瀛，成為日本維新學習的對象——這樣的精神與發展，很大程度得力於他的成長歷程，未受壓抑的自然情性結合了他的德性理想。

個人理想能與自然情性相結合、融合無間，才能擁有「源頭活水」的源源不絕動力；所以陽明深知任何從事，「心安」都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
中國哲學都是強調「安身立命」的。「安身」是要安頓肉體形軀，是談此生如何安頓？「立命」則是突破有限形軀以建立永恆價值，所以是談永恆生命如何建立？而陽明心學，正是通過「心安則身安」的心學理論曉諭世人：生命必須先求心安，然後形軀才能被安頓。

《陽明年譜》記載了陽明「學聖賢」的漫長求道歷程：
十一歲，陽明問老師，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等事」？塾師回答：「讀書登第」啊！
陽明對這個答案不能認同，登第不是能夠激發他奮發讀書的動力。面對這個答案，他的心不安。
那麼，什麼才能讓他奮發向學呢？他說應該是「學聖賢」，學習做一個品格崇高、聰慧睿智的人吧！

後來陽明歷經一段很漫長的、學習如何讓自己心安的「安身」歷程。
他的「學前三變」：從學為辭章到道士修煉，其間還一度想要出世遠去。一開始，他深深契合婁一齋所說的：「聖人必可學而至！」後來歷經格竹七日失敗、大病後，質疑「聖賢有分」，懷疑自己根器不足，於是自我放棄地隨順世俗、學科舉辭章。

但他的心不安，深感「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他遂又築室會稽山陽明洞中學為道士、行導引之術。可是他仍然不能安心，質疑「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再度摒去。
直到三十四歲在京，他深感一般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一般人都只在科舉詞章上努力，卻不肯用功於品格心性上，於是以昌明聖學為務，並以「立必為聖人之志」曉諭眾人。

三十七歲，陽明在朝堂上忤逆奸宦劉瑾而被廷杖、貶貴州龍場驛。
他在龍場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是身處萬山叢棘、蠱毒瘴癘之地，周遭夷人語言難通，可通語者只有中土的亡命之徒；一方面又要提防劉瑾對他隨時的伺機加害。
因此初到龍場時，他也深感危疑不安、惴惴恐懼；但他接著自省：我對於得失榮辱都能超脫了，為什麼只有「生死一念，尚覺未化」？
是在歷經生死煎熬後，最後他才「既破山中之賊，也破心中之賊」地體會了：不須求理於事物、只要求理於吾心，心安了就好；至於死生禍福，交由上天，「俟命」地等待安排即可。
至此，他終於開悟了原來賊在「心」中，在我們的心之「不安」中。「至道」如此簡易廣大！我卻「錯用了三十年氣力。」
所以一個人想要安「身」，就必須要先安「心」，安心才能安身。

臨終，門人問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深知人絕對不能違拗本心，安身首要在於心安，就如東坡詩：「此心安處是吾鄉。」只要能讓我安心的地方，就是我的安身之處。
故屈原雖投汨羅，一腔忠誠熱血，「九死其猶未悔！」即使讓他再重新做一次選擇，他也必是視死如歸、甘之如飴的。
杜甫也有詩：「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葵花和豆蔓植物始終具有趨向陽光的本性，即連物性都無法改變了，何況於人？所以當杜甫在稚子餓死、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仍然未改憂國憂民的忠愛本性，他心裡想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無私的大愛，才是他的心之所安。
所以要做到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安頓身心之境，就要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

不論處在生命中的哪一個階段，我們把自己放在什麼定位才能心安？要學習真誠無欺、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樣的身心之學，必須從小就加以涵養和導正，以載培正氣，才不會在形成積習後難以改正、或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