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從國中、高中乃至大學階段，為了文化薪傳，古典詩之閱讀與鑑賞遂成為教育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環節。但在一篇又一篇的閱讀與鑑賞歷程中，文化薪傳之目的反倒隱而不彰，取而代之的，卻是為了應付考試的記誦與形式化分析。
歸根結柢，箇中關鍵還在於文化的種子沒能真正植入沃壤之中，尤其在過往的學習經驗中，古典詩的賞析幾乎無異於數學解題，同情共感的生命想像極度匱乏，再加上個人對不同語境下的歷史文化、字詞語彙、修辭敘事認知有限，從而導致除了複述課堂所習得之賞析外，似乎難以引發源自內情的共鳴。也因此屢屢萌生困惑道：
「這首詩究竟好在何處？」
「這首詩好無趣，我不喜歡！為何不選讀別首？」
「說了半天，這首詩就是通過許多手法，表達心中的愁緒。若化繁為簡，其實只一句『我苦哇』，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兜一大圈子呢？」
諸般疑問卻顯示出了問題的癥結，乃在於未能確切認識評判詩之優劣的「標準」。所以每每不得其門而入，猶如散落於大地上的種子，難以順利扎根沃壤，又如何能夠汲取充足的文化養分成長、茁壯！
詩的優劣存在評判「標準」嗎？
今人往往由於無從知曉如何評判一首詩的優劣表現，遂以「不懂詩的美感」自外於傳統文化之門，從而輕易斷絕了自身的文化根脈。尤其所謂的「美感」，在時下科學的實證邏輯中，每每因其抽象而無法準確量化的「唯心」屬性，致使一切的分析都失去了「客觀」基礎而備受質疑。
但科學只是當代所倚重觀看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卻非唯一，並不能對人文層面的精神活動提出完善地解釋。那麼，我們不禁要問：
既然「美感」沒有一組相對「客觀」的基礎，又如何存有孰優、孰劣的評判「標準」呢？沒有一套「標準」，古典詩的鑑賞豈不是見仁見智而毫無意義嗎？
據文獻記載，宋人歐陽脩一日於摯友梅堯臣家中，偶然見到晏殊寫給梅堯臣的信，信中抄錄了梅堯臣兩詩句，且稱頌不已。
於是引發了歐陽脩的好奇，好奇晏殊眼中的佳句，是否也是梅堯臣的得意之作？
不料，梅堯臣竟表示：
兩詩句均非得意之作，恐怕是晏殊「偶自得意於其間」的結果。
歐陽脩甚至還曾感慨，雖與梅堯臣相知相惜，但兩人對詩之優劣的評判卻大相徑庭：
「聖俞（梅堯臣）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
揭示了古典詩的「美感」，必然會隨著審美主體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一事實。連自幼接受傳統詩文薰陶的文士都有此現象，則必須進一步探問：
導致這種現象的關鍵究竟為何？
一日搭乘公車時，我不經意地抬頭，見到了一首張貼在公車上獲得文學獎的古典詩作品，看上去遣詞用字還不錯，但經反覆咀嚼，該詩處處模仿蘇軾，且亦屢屢化用老、莊故實，頗有明人李攀龍模擬漢代樂府的意味，即仿效痕跡過於明顯，頓時令人感到索然無味，更難以理解評審的抉擇。
而這種情況並非個案，在一次臺北文學獎古典詩組的決審會議上， 幾位評審對其中一首詩作意見兩極而爭論不休，彼此僵持不下。最終，一位評審點出了問題的癥結，其實就在於「詩觀」的不同。
「詩觀」是指個人對古典詩之創作旨趣、內容題材、形式手法、風格氣象等方面的審美視角，如唐人白居易就認為樂府詩必須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反映時事；宋人黃庭堅則是強調不能落入古人的窠臼而缺乏新意；清人王士禛乃崇尚神韻之美，特別欣賞饒富意趣的詩境。
由此可知，對於擁有一定程度傳統詩文功底的人而言，「詩觀」正是導致古典詩鑑賞之所以見仁見智的關鍵。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能否說詩的優劣根本沒有「標準」可依呢？
金人王若虛曾被問及「為文究竟有無規範」的問題，從而提出「定體則無，大體須有」的觀念，暗示無論是體裁風格，還是修辭結構，雖然存在著傳統的寫作規範，但詩文創作絕非模式化的生產歷程， 所以王若虛還指出：「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 甚至強調：儘管「詩觀」有別，然「自得」、「辭達理順」卻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原則，詩文的創作手法理應圍繞此一原則而靈活富有變化，才能開創獨樹一幟的個性詩文，為文壇注入新的活力。
王若虛的觀念，著實為「詩的優劣是否存在評判『標準』」之疑問提供了一條思路，即主體的審美視角不盡相同，惟於諸般差異間卻存有共性，可以說是在審美的大方向上可以把握之原則。
評判詩之優劣的原則
那麼，究竟有何原則可以把握，以裨益於古典詩的鑑賞乃至創作？
原則不外有二：「豐富的層次變化」、「有意思和趣味的內涵」。
但又該如何相對具體地理解這兩項原則呢？
在確切認識不同體裁如四言詩、楚辭體、樂府、三言詩、六言詩、五七言古詩乃至律絕等，必須顧慮根基於傳統之不同美感呈現的大前提下，可就「立意新穎」、「意溢於言表」、「多重含意」三個主要面向切入，只是必須留意各項要點皆彼此關連，分而述之僅為方便言說所設。
怎麼和我想的不一樣？
「立意新穎」，涉及美人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謂「影響的焦慮」現象，是指文士在接受古代經典詩文薰陶的同時，各個時代之優秀作品也會構成一股難以超越的巨大壓力，致使文士殫精竭慮地不斷尋求突破的可能，渴望創作足與經典匹敵，甚至可以超越、成就經典。
而此一現象，隨著唐代以來科舉取士對主體思考的要求，乃至於一部部類書所提供具備索引功能之大型資料庫的陸續纂成，於是進一步強化了文士求新求變的創作意識，總想著能予人一種與衆不同而獨具個性的美感，可以說「出乎意料之外」便是其鮮明的特徵。
以李商隱的〈蟬〉為例：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汎，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面對坎坷仕途而始終屈居於低階官吏的李商隱，心中的鬱悶不難想見，遂藉蟬以抒發懷抱。
前兩聯先刻畫蟬餐風宿露、竭力鳴叫的生命樣態，同時也是在描述自身不願迎合世俗而奮力拚搏的人格特質，但命運並不因人的意念而轉移，無論多麼用力的活著，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因之導入了第三聯的情志敘寫，哀嘆個人歷經長年的不懈努力，竟仍舊懷才不遇而漂泊無定，絕望之際，於是萌生「不如歸去」的無奈之感。至此，字裡行間瀰漫著李商隱那牢騷滿腹的傷情。
而閱讀本身，是一種存在慣性的理解過程，讀者往往會因為前文的敘述而產生預期心理，也就是說，在李商隱那牢騷滿腹的傷情中，尾聯之結語部分恐怕也很難跳脫這種心緒。
但有趣的是，李商隱卻打破了這種閱讀的慣性，以「相警」二字將聲嘶力竭的蟬鳴轉化為「清」意無限的精神境界，這是李商隱的悟道之言，亦即自我寬慰之語，頓時一掃負面情緒而昇華為一種自得的心境，翻轉了讀者的預期，豈不是「出乎意料之外」嗎？
除此之外，諸如杜牧、歐陽脩、王安石等人所創作有別於既定觀點的翻案詩，同樣都是「立意新穎」的鮮明例證，隨著筆下歷史人物的不斷解構，因之呈現出愈益多元的形象，從而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而「意溢於言表」和「多重含意」又有何內涵呢？這分別涉及到文字能否充分傳達意旨的觀念和我國古典詩的特質。……
林佑澤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