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屈原不遇的悲與愁．下

批判顛倒黑白的世道

楚國的日漸傾頹，在屈原看來，是社會整體風氣敗壞的問題，所以他不僅抨擊奸邪小人黨同伐異，蠱惑耳不聰、目不明的楚王，還對眾人「順從流俗」深表不滿。
這群蠱惑楚王的奸邪小人，每每無中生有，詆毀忠良，故屈原化身為芳華絕代的女子憤恨地表示：「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諑謂余以善淫。」也曾經化身為對貌美女子傾心不已的追求者，卻遭到媒人的誹謗。甚至依據自身過往與同僚共事的經歷，坦言並不是沒有遇過像蘭、椒等香草一樣擁有內在德行的同僚，只是在關鍵時刻，卻都順從了流俗，更何況是其他人！
而這群奸邪小人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主要還是由於楚王的不作為所致，因此屈原怨憤地說道：起初君臣二人揣著崇高的理想，同心同德，沒承想楚王竟「中道而改路」，不斷地改變心意，使得矢志不移的自己飽受折磨。同時也期盼楚王能心繫百姓，留意民間疾苦，或許就有醒悟過來的可能。
此外，屈原還藉占卜師之口，以禹、湯、武丁、文王任賢使能的史事為例，強化警醒楚王的力度。但屈原心理也十分明白，需要警醒的對象，其實並不僅只有楚王，而是整個社會。畢竟連疑似是屈原較為親近的女性親友女嬃，也都委婉地勸他：這不是一個非香即臭、非善即惡的世道，不妨變通一下觀念，否則終將與這個世道格格不入。而屈原對此自是難以接受的，茫然之餘，於是又轉向問卜，占卜師同樣道出了實情：當今楚國的社會風氣較為特殊，總是喜歡配戴骯髒之物而不要香草，也無法分辨美玉的價值。

顯然這是一個倒黑為白的世道，無怪乎屈原最終也只能發出「國無人莫我知」的哀嘆了！偌大的楚國，無論親疏遠近，竟無一人能理解自己，其內心之孤獨和徬徨可想而知。因此，「何不改乎此度」以隨俗變化的聲音，也不斷地縈繞在屈原心中，揮之不去，但他深知此時堅守正道的意義，並不僅只局限於個人，而是為了將楚國導入正軌，所以始終不願改變初心，隨波逐流。

超越經典的經典

正是由於屈原能矢志不移地堅守正道，並散發出濃烈的家國情懷，於是激起了廣泛的迴響，因而確立〈離騷〉甚至是《楚辭》在經典中佔有一席之地。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特別歸納出〈離騷〉之所以具備經典意義的四項關鍵：
一、關於堯、舜、禹、湯等聖賢的頌詠，是近乎雅正的典誥體裁。
二、援引盛、衰相關歷史事蹟作為借鏡，符合諷諫以裨益世道的旨趣。
三、廣泛運用譬喻和聯想的藝術技巧，層層渲染個人極其深切的情志，和含蓄委婉的比興之義尤其近似。
四、反覆申說個人對正道的堅守，並體現強烈的家國之思，忠怨之詞躍然紙上。

但與此同時，劉勰也分析了〈離騷〉有違經典意義的四項指標，像是：
◎遊仙想像，在字裡行間充斥著詭異氛圍。
◎神話的相關記述，屬於譎怪之談。
◎以死明志的歷史人物與自我標榜，體現屈原的胸襟氣度過於偏狹。
◎男女關係和沈湎聲色的描寫，容易使人產生荒淫疑慮。

顯然在劉勰看來，荒誕不經而涉及「怪、力、亂、神」的想像，與偏執
於以死亡捍衛個人的貞潔、回應污穢的世道，以及過於奔放的情感，都是〈離騷〉與經典意義相互抵觸的地方。

　　　　　　　　　「不遇」主題暨《楚辭》在詩學發展中的意義

從詩學發展的視角而論，〈離騷〉甚至是《楚辭》之所以能備受歷代文士推崇，關鍵還在於這種既符合經典意義，卻又有違經典意義的鮮明特徵，最終成就了超越經典的經典，而深具詩學發展意義：《楚辭》充分凸顯出包括語言、風物、信仰等在內的「楚文化」，成為地域文學的重要淵源之一。
譬如屈原的〈九歌〉，就是「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的如實反映。而這些祭祀儀式，在遭到放逐的屈原眼裡，都襲上了一層充滿深情的浪漫想像：於〈雲中君〉一詩中，他彷彿見到了雲神豐隆飄忽不定、出沒無端的情狀：「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旣降，猋逺舉兮雲中。覽兾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因而萌生「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的慨嘆，總是覺得善變的楚王就像豐隆一般遙不可及，無法親近；而〈大司命〉一詩，他似乎感受到司命之神的降臨，於是「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期盼著通過對司命的禮敬，能打動司命的心，賜予自己足夠的時間，但司命卻以冷漠且嚴肅的態度作為回應，從而體現出他的遲暮之感，最終也只能無奈地感慨：「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離騷〉並呈現了強烈的個體意識，在濃厚的深情中，塑造出極為鮮明地人物形象。而這種怨憤之情著實有別於「溫柔敦厚」的「《詩》教」，所以明人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一文中才會說：「〈離騷〉一經，忿懟之極。」對楚王聽信讒言，更是「明示唾罵」。如此真性情，正是個體的獨特展示，而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的文學創作主張下一注腳。
譬如〈九歌．湘君〉一詩，屈原想像著湘夫人渴望能與湘君會面，無奈湘君卻始終未能出現：「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於是怨憤地說：「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認為湘君早已變心，往日的山盟海誓皆不復存在。既然不是兩情相悅，這段愛情又如何能獲得一個完滿的結局？所以湘夫人十分地哀傷，怨憤之情亦表現得尤為深切。而此一怨憤之情，正體現出了屈原極其強烈的不遇情懷。又如〈九章‧昔往日〉所述楚王因聽信讒言，竟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疏遠屈原，於是激起了強烈的憤恨與不滿：「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反覆抱怨楚王完全喪失了判斷的能力，因之可以明顯感受到屈原的焦慮、無奈與怒氣。

再者，司馬遷並列「屈原放逐，著〈離騷〉」與《詩經》，並指這些詩篇大概都是「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主要是由於「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揭示出「發憤著書」的文學創作觀念。 包括韓愈「物不得其平則鳴」一類的論述，也是承流嗣響者。這些都為政治失意的「不遇」主題，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