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義必自斃：〈鄭伯克段於鄢〉的倫理悲劇

《左傳．隱公元年》中記載著這段鄭莊公與弟弟共叔段之間幾乎沒有懸念、沒有救贖、沒有任何轉圜餘地的權力悲劇。這齣春秋時代的權謀劇既冷酷又狗血：母寵幼子、長兄疑弟、弟謀亂、兄滅之……。我們總不免以為歷史處處充斥著伏筆，然而「鄭伯克段於鄢」一事的悲哀在於一切導致傾頹的伏筆早已攤在眾人面前，但是所有人卻又都眼睜睜看著錯誤的裂縫持續擴大，沒有一個人願意在情勢崩毀之前伸出援手，接住任何一塊落石。

於是，這段兄弟鬩牆的戲碼便為春秋時代的歷史，落下最為陰霾的一筆。它提醒我們：一個政權、一段關係、一個人心中的界線，是如何在偏愛、縱容、沉默、推諉之下被一點一滴地耗損；「鄭伯克段於鄢」敘事中呈顯的不僅是古代政治結構下的一道暗影，更是一個家族內部最為殘忍的倫理摧折。

不義的第一道裂縫：由母愛的偏私開始

故事初始並不是戰場的刀光，也不是野心的暗潮，而是一位母親毫不掩飾的偏私。這場後來震動諸侯的流血政變，其源頭竟然只是一個發生在鄭國關於「出生」的意外。

《左傳》敘述此處的語氣冷若金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短短幾行字，道出了長子鄭莊公一生的原罪。所謂「寤生」，即是難產，在醫學未昌的古代，這不僅意味著母親肉體上的慘烈折磨，更被視為一種不祥的凶兆。對於母親武姜而言，這個長子的到來不是生命的喜悅，而是驚恐的夢魘，她甚至將「寤生」直接作為孩子的名字，此種毫不掩飾的憎惡，無異成為莊公終身的詛咒，時刻提醒著他：你的存在，就是錯誤。
武姜寵溺幼子段，厭惡長字莊公，這種極端的情感落差，早已超出了家庭瑣事的範疇；在武姜眼中，長子是她痛苦記憶的具象化，是必須被否定的「替罪羔羊」；而幼子則承載了她所有的母愛理想，成為了母親眼中完美的「金童」。

她把厚愛幼子這件事轉嫁為對長子的一種情緒勒索、一種決絕的壓迫。武姜甚至無視宗法制度，屢屢為段索求封地，令其統轄的領地一再擴張，彷彿在鄭國版圖上悄悄複寫出「另一位國主」。

然而這種偏愛不是脈脈的溫情，而是讓命運出軌的推力，武姜以貪婪當作母愛的補品，一匙一匙餵大幼子的胃口，讓段生出了「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的錯覺。正是母親武姜的偏愛讓段蒙蔽了雙眼，他看不清分際，誤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他沒有意識到，母親給予的權力，其實是一杯致命的毒酒；母親爭取的城池，其實是通往刑場的台階。於是武姜的私心成為了一種靜默的暴力，每當母親往幼子那裡多挪一步的時候，大哥與幼弟之間便又少了一寸能安身的後路，彼此之間最終被逼得無地可立、無處可退。

當命運因此開始失衡，悲劇的第一道裂縫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劃開。

不義的第二道裂縫：無人制止的野心

如果這個家庭系統中，母親武姜是失控的投手，那麼鄭莊公便是最為深沈的捕手；面對這顆帶著毀滅力道的球，他選擇了「不接」，任其落地、反彈，最終砸傷了整個家國。這便是悲劇的第二道裂縫：那種被刻意忽視、甚至被暗中滋養的「無人制止的野心」。

野心從來不是獨自生長的毒草，它需要土壤與養分。段的野心，固然源於自身的貪婪與母親的慫恿，但真正讓這野心膨脹至不可收拾地步的，卻是來自權力頂端鄭莊公的「默許」。段的問題從來不是他擁有野心，而是他活在一個沒有人對他說「不」的環境；當所有人都把「你不能、你不該擁有的」遞交到你手上時，即會錯以為那是自己有恃無恐的天命。

面對母親與弟弟的步步進逼，莊公展現了一種異於常情的冷靜，這絕非是別人眼中的仁慈與懦弱，而是最高段位的政治博弈。歷代學者在研讀此段時，經常聚焦於莊公對祭仲說的：「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多行不義」與其說是道德勸說，不如說是一句精準的「詛咒」與「期待」，尤其輕描淡寫的「姑待之」（且先等等）三個字，背後更是隱藏了將親情異化為政治籌碼的算計。

莊公深知，在宗法制度嚴明的時代，若他在弟弟僅僅是驕縱之時便出手管教，勢必背負「不順、不孝」與「不友、不悌」的罵名，因此他選擇將段的貪欲「反向催熟」，採取了「養癰遺患，縱惡成罪」的方式。於是莊公撤除了所有兄長應有的教誨，撤除了所有制度上的規範，他不僅沒有在第一時間制止弟弟的僭越，反而「大度」地允許他擁有超越禮制的封地與武力。此時的莊公更像是一個耐心的獵人，他需要獵物犯錯，而且必須犯下滔天大錯，大到足以抵銷母親的庇護，大到足以讓國人皆曰「可殺」。

這種「無人制止」的狀態，比直接的衝突更令人窒息。鄭莊公屏息等待，等待在一片死寂的縱容中，貪欲的高牆自行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