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究竟該如何面對自己所愛之物？
寶繪堂，是北宋駙馬、丹青好手王詵（字晉卿）收藏書畫的地方。
按理說，這樣一座堂最容易書寫的，應該是畫之奇、書之妙、收藏之富。然而蘇軾偏偏反其道而行。他不描畫，不論價，不誇堂宇之宏麗，而是探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人，究竟該如何面對自己所愛之物？
這一轉筆，使原本記堂的文章，升格為關於人生分寸與心靈自由的哲思之作。蘇軾給出的答案極簡，卻意味深長：「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
「寓意於物」，是讓物陪伴心靈，而心不為物所束縛，因此所愛可以成為快樂。
「留意於物」，則是讓心追逐物件，失去主宰，所愛反而成為負擔。簡而言之：寓意為樂，留意為病。
蘇軾並不假裝自己天生通透，他坦率回憶年少時對書畫的癡迷：「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家裡的東西，怕失掉；別人擁有的，怕不給我。這並非風雅，而是一種佔有的焦慮。
直到某日，他猛然自省：「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這一問，如寒夜鐘聲，驟然擊破迷執。他驚覺自己自詡清高，輕富貴、薄生死，卻在書畫上如此執著；這種牽掛，其實與貪戀富貴無異，都是外物對心靈的枷鎖。
於是，一種新的態度油然而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美好如雲煙過目、鳥鳴過耳，當下欣賞即是擁有，去後不必掛懷。真正的快樂，在於相遇的瞬間，而非永恆的佔有。
這份洞察，並非孤鳴。早在先秦，老子便以冷澈之語警示世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過度的感官刺激與無止境的追逐，最終都會反噬心神，使人迷失本心。
蘇軾深知，這種執念之害古已有之，也不限於自己。他縱覽史冊，列舉數例以示警：
東漢末年書家鍾繇，癡迷蔡邕筆法，苦求不得，氣得捶胸嘔血，甚至於好友死後掘墓取帖。對藝術的追求至此，已近瘋狂，反被藝術所奴役。
南朝宋孝武帝與王僧虔賭書，問：「你我書法，誰為第一？」本是風雅較藝，卻因名位得失暗生機鋒，失去了純粹的樂趣。
東晉桓玄酷愛收藏，兵敗奔逃時將書畫珍玩悉數裝船，拖累船速，最終沉江而亡，原本陶冶性靈的物件竟成為負累。
唐代宰相王涯將畢生藏品秘藏於複壁，愛到了極致，卻在政變中身死，珍品散落塵埃，終究未能帶來真正快樂。
由此，蘇軾感慨：「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心若被物束縛，再微小的東西，也能成為病；即便擁有絕世珍品，若心失主宰，也難享真正快樂。
願你所愛皆能成樂，而不至成病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應遠離一切愛好。蘇軾推崇的，是寓意於物的境界。他舉例三位古人：
三國劉備，有雄才大略，卻喜結髦，好編織毛飾；魏晉嵇康，曠達名士，卻好鍛鐵，愛打鐵之樂；東晉阮孚，灑脫不羈，卻好蠟屐，沉迷於為鞋子上蠟。這些愛好看似平凡甚至怪異，但他們「樂之終生不厭」，因為樂趣只在當下，而不為外物牽制。
因此，蘇軾在文末安然說：「於是乎二物者（書、畫），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書畫在我，是樂；不在我，我亦能安然。
真正的快樂源於心，而非外物的得失。這樣的人生姿態，在任何時代，都顯得稀有而可貴。
寶繪堂的主人王晉卿財力雄厚、收藏豐富，最容易為所愛之物牽絆心志。蘇軾以此文相贈，既是祝福，也是提醒：願你所愛皆能成樂，而不至成病，「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讀至此，文章的現代意義更加明顯，書畫只是例子，真正的問題從來不限於收藏。現代人的「物」範圍更廣：對事業成就的執著，能讓人成為工作的囚徒；對情感關係的控制，能讓愛窒息；對自我理想的苛求，反而耗盡生機；甚至對健康、極簡生活、斷舍離等理念的過度留意，也可能轉為新的心靈負擔。
當熱愛變焦慮，當滋養生命的事物開始反噬內心，快樂便悄然轉為病。
然而，道理縱然清楚，實踐卻從來不易。
「寓意」與「留意」的界線，往往微妙難辨。 我們如何在投入熱情時不墮入執著？如何在珍視所愛時不為其所役？這正是實踐中最艱難的功課。它要求一種持續細膩的自我覺察：當欣賞變為比較，當分享變為炫耀，當愉悅變為焦慮，那便是界線模糊的警示。
時至今日，寶繪堂早已不存，書畫亦多散佚，但那份「全其樂而遠其病」的智慧，仍靜靜存在文字之中，跨越時代，與今日的生活相互映照。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富足，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能否讓心不被外物牽制，仍是自己的主人。如此，即使生活中充滿各種誘惑與牽掛，仍能保持一份清醒與自由，從容站在「樂」的一側。
林瓊瑩 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