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繼證立了「人性」內蘊仁義之善後，又以其博辯雄才，通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層層推進，具體指點在「禮義與萬鍾」之辨，即道德被考驗時，人要用道德來維繫自我——以德立身。
從「魚與熊掌」談禮義與萬鍾之辨的抉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同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
孟子以「魚與熊掌」的美味，模擬了在「不可得兼」下、只能擇取其一的兩難困境，以此說明兩難抉擇下，必是選擇更重要更難能可貴者。
接著又進一步以切膚之痛的生死譬喻，讓讀者深刻感受到面對生死大關和道德仁義的抉擇，則在「所惡有甚於死者」的情形下，人必須「捨生取義」，因為「義」比「生」重、「死」比「失義」輕，寧死也不能失義。
最後，更以人生最難於放下的富貴利達為說，當我們處在富貴和道義的兩相衝突下，又要如何選擇呢？孟子之層層遞進，其最終目的就是要讓我們明白，不論多麼難於抉擇，禮義道德都是不可須臾離的。亦如孔子之言，屆至老年更要「戒之在得」，萬勿惑於富貴而喪失操守，我們不能以一生的心安作為換取萬鍾富貴的代價。
萬鍾之粟（形容厚祿。鍾：量詞）堪稱道德考驗的最大陷阱。
人都想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的花團錦簇、富貴利達；但是詭譎狡詐的世情、反覆善變的人情、爾虞我詐的算計、人皆為己的私心……富貴豈在易得？所以孔孟都說那是「不可求」的。
這些外在的榮寵，除了「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是自然來到的；否則都將如與魔鬼交易般，須以出賣靈魂來換取。因此只要是「人爵」，便會受到「趙孟能賤之」的挾持，心靈都將因萬鍾之求而不復自由，舉止動靜處處掣肘、受制於人。
所以結論是：當面對現實和操守的兩難選擇時，我們如果不能站在道德之一方，不能「據於德，依於仁」，那麼心靈便將永無寧日，生活也將永遠沒有片刻寧靜，這即是孟子說的，比死還令人痛苦難忍的「所惡有甚於死」者。
天道與人道是如此緊密的聯繫
愈是在價值多元的思想混亂時代，以及當人生處在谷底、或不得已必須兩難抉擇時，人們愈會想要探索天道、人道關係，提問人生應該何去何從？
自居聖人之徒的孟子，在亂世中洞澈了德性光輝的人文價值，希望能夠從提昇道德的層面，撥亂反正當時陷落在耳目聲色逸樂，和諸侯國普遍「爭城以戰，殺人盈野」的時代風氣。他不斷遊走在諸侯間，標舉「性善」、訴求「少私寡欲」，又激烈地與各家辯士辯，儼然捍衛道德的鬥士。而孟子「性善」思想的深層結構中，有著《中庸》「天命之謂性」――人秉性自天道的底層建築。從《中庸》到《孟子》，具有內在義理一貫的前後呼應與開展。
《大學》主要闡述德性如何開展？並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德目，作為道德實踐的本末、終始與先後次序。《中庸》則扣緊天命性理，指點出天道和人道的雙向關係：從天道到人道，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從人道到天道，是「至誠→盡性→參天」。
子貢曾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罕言天道性命；《大學》則主要闡述德性如何開展？《中庸》也扣緊天命性理和「至誠盡性」，指點出道德內在而超越的性格，暨天道、人道的雙向關係。孟子立足在《大學》、《中庸》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天人合一」的「盡心知性以知天」的天人觀，和「存心養性以事天」的道德涵養與實踐工夫，作為天道、人道往復周流的深化理論。
所以我國的學術思想發展，是從傳統道德學表現出素樸的現實主義傾向，到後來倚重「思、孟、《學》、《庸》」一貫思想的宋明理學出入宇宙論和形上學，而突出天人辯證關係與道德實踐的義理思辨。
不過今人習慣連用的「性命」一詞，若從分化的涵義來說，則「保養」生命持續存在的能力、或受到客觀條件限制而不能純任自主的，過去稱為「命」，譬如孔子說「斯人斯疾」的「命也夫」，以及王充說「性成命定」的「正命」、「遭命」等。
但若從「立命」角度說之，則「命」雖關乎肉體形軀，卻也交涉到突破有限形軀的心性涵養，是指能夠建立起無限價值的生命意義。
再者，如果從「修養」個體內涵或理性生命，說個體主觀上自由的自覺自主等，則稱為「性」。
譬如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及孟子道「性善」、《大學》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清儒王夫之說「性日生日成」等，都關涉到道德自主、人心自覺、創新與改善，也可以從建立高遠正大的人生觀、獨立自由的人格，培養堅定的自信和優雅寧靜、從容自得的行止風範等言。因此「性」並非徒指自然的形軀結構而已，更指通過心靈創發以善化人格的內容。
曾昭旭教授便說後人把本質為「生命哲學」的學問稱為「心性學」，而本質為保養生命的「生命科學」即「命」的學問，遂成為與之相對的概念，或亦可以自「養心／養生」的角度理解。
如何涵養心性？——孟子曾以「天爵／人爵」說「應然」的道德實踐和現實富貴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好）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告子上》）
所謂「天爵」是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等天道所賦予我們的善德，「人爵」則指「公卿大夫」等現實富貴。孟子並不反對富貴利達，這是孔、孟一貫的態度與立場，他們所反對的是「不以其道」，認為如果不是循正當途徑獲得，便「不處也」。是故當人們涵養「仁義忠信」等天德之善時，現實中也可能因其德高望重而伴隨著「公卿大夫」之榮寵，這就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不過修天爵是因為：這是我分內應然該做之事；不是為了作為現實富貴的交換條件，是「不待求而自至」的，並非孟子批判時人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至於他人所給予的富貴（人爵），「人之所貴者，非良貴（本然之善）也」，因為「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凡是他人所能夠給與的，便亦能夠奪取之，予奪之權在於人；只有天爵才是「人人有貴於己者」，才是他人無法奪取的，亦《詩經》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已經飽乎仁義了，自然就不再需要他人給予膏粱美味了；已經美名廣譽了，就不再需要他人給予文繡了，這才是所謂的「良貴」。
張麗珠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