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江岸邊的三次凝視——詠項羽之歌

在歷史的長河中，項羽的身影始終令人唏噓不已。他不是那種「最後贏了天下」的英雄，卻反而成了最難被遺忘的那一個。因為他的英勇過於耀眼，他的失敗過於徹底，而他最後的選擇，又過於決絕。勝者寫史，敗者入詩，項羽恰恰是後者最極致的範例。
烏江，不只是一條地理上的河流，更像一道命運的分界線。跨過去，是重拾勝利的可能；留在這一岸，則是萬劫不復的終局。正因如此，後世詩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這個場景，反覆追問：他為什麼不走？他該不該走？如果他走了，歷史是否真的會不一樣？

在眾多吟詠項羽的作品中，杜牧、王安石與李清照的詩，彷彿三雙站在不同年代、不同人生位置上的眼睛，共同投向這位西楚霸王。他們的凝視，不只是對項羽的評價，更折射出各自對「英雄」、「失敗」與「尊嚴」的理解。

杜牧：倘若他願意忍辱，歷史是否會改寫？

杜牧站在烏江岸邊，心中充滿的是惋惜。他彷彿替項羽預備了一條「未走之路」，並在詩中反覆提醒：你本可以不必如此。
在〈題烏江亭〉中，他寫道：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詩中，杜牧並未否定項羽的英勇，甚至承認戰爭本就難以預料勝敗；他真正想說的，是另一件事，英雄不只該會打仗，也該懂得低頭。
「包羞忍恥是男兒」，這句話裡藏著唐代士人對現實政治的理解。杜牧身處的時代，早已不是楚漢爭霸那樣的血性年代，而是一個需要隱忍、周旋、等待時機的官僚世界。在這樣的視角下，項羽的自刎，不免顯得過於衝動，甚至有些浪費。
更何況，那一夜站在烏江岸邊的人，年僅三十歲，那是一個尚有時間、尚可重來的年紀。正因如此，杜牧才會相信「江東子弟多才俊」，才會反覆暗示：只要肯回頭，一切或許仍有再起的可能。
這種信念，帶著一點浪漫，也帶著一點書生式的自信，歷史尚未蓋棺，生命不該過早封筆。
愛論兵的杜牧替項羽設想的，是一條理性而可行的退路；但那條路，是否真的屬於項羽？還是只是後人希望他走的路？

王安石：大勢已去，東山再起只是妄想

若說杜牧仍對未來保留一線希望，那麼王安石，則徹底收回了這份浪漫。
同樣站在烏江岸邊，王安石的目光不再追問「如果」，而是冷靜地指出：已經沒有如果了。在〈烏江亭〉中，他寫道：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捲土來？

這首詩，幾乎是對杜牧的反駁。王安石不否認江東仍有人才，但他更清楚一件事，人心不是靠情懷維繫的。
「百戰疲勞」，不是英雄的問題，而是體制與現實的問題。連年征戰，早已耗盡士卒的忠誠與耐力；中原既失，天下已定，所謂「捲土重來」，在政治現實中只是一句空話。
王安石的犀利，在於他直指最殘酷的核心：即使項羽渡江而去，也未必還有人願意跟隨。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往往因為他站在浪潮之上；一旦浪潮退去，再強悍的個人，也難以逆勢而行。
在王安石眼中，項羽的死亡，並非衝動，而是一種對現實的清醒認知。既然敗局已定，那麼以英雄的方式結束，或許反而比苟延殘喘來得體面。

此詩亦映照王安石的性格，他深諳人情世故，洞悉人心不可盡恃，對成敗自有清醒判斷，反而在行事上更顯執拗。明知不可為，仍必欲任行，「拗相公」之名，實有其因。若對照他推行新法而受挫的一生，詩中的通達與政治上的固執，形成鮮明逆反，彷彿在烏江岸邊，也映照出他一生的兩種姿態。

李清照：英雄至死，仍是傲骨不屈

如果說杜牧關心的是「還有沒有機會」，王安石關心的是「值不值得再撐」，那麼李清照，關心的只有一件事，那一刻，他是否無愧於自己？
在〈夏日絕句〉中，她以極其簡練、卻極其有力的語言寫道：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沒有分析、沒有假設，甚至沒有背景交代。李清照直接把項羽放在一個價值高度上審視，他的一生，是否配得上「人傑」二字？
而她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不肯過江東」，在她筆下，不再是一個戰略失誤，而是一種人格完成。那是一個人對自身尊嚴的最後守護，也是英雄與凡俗之間，最清楚的一條界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出自李清照晚年。國破家亡、顛沛流離，她比任何人都懂得「活下去」有多艱難，也比任何人更明白，有些時候，活著反而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因此，她歌頌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那份在崩塌之前，仍選擇站直的姿態。項羽之所以值得被「至今思」，正因為他沒有向現實低頭，也沒有向恐懼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