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據學者考究,在漢代為職掌音樂的衙署,當時尚未將之視作樂府詩的專稱,而是以「詩」、「歌」或「歌詩」稱之。漢代的樂府詩上承《詩經》以來詩、樂一體的傳統,所以音樂性就成了樂府詩有別於日後文人之詩歌創作的區辨關鍵,並於後世文士不斷模擬創作的歷程中,極其深刻地影響了古代詩歌的發展。
漢代樂府詩的特性
樂府一詞已見於秦代,至漢初亦零星可見關於樂府的記載,但到了漢武帝主政期間,基於革新郊祀禮儀與音樂風格的需要,遂令樂府紹承《詩經》以來的「采詩」(采集民歌)傳統,不僅可以藉此觀四方之風俗,知施政之得失,還能提高聲色娛樂的豐富性與精彩度。
從詩歌發展的角度而言,樂府詩的「禮儀性」,主要反映出了時人的長生信仰,以及對夷狄臣服、四海安靖、物產豐饒的殷切期盼;樂府詩的「音樂性」,則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表演歷程中,不斷擴大了傳播的有效性與感染性,從而助長文士的模擬創作之風;樂府詩的「民間性」,體現出樂府詩的多元風貌,持續為詩歌創作活動注入源源不絕的生命活力。
大致而言,漢代的樂府詩可以概括為家國社會、愛情婚姻、人生啟示等面向,本文擬先聚焦家國社會之面向,彰顯漢代樂府詩的力與美。
家國社會的共同願景
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之〈漢郊祀歌〉與〈漢安世房中歌十七首〉,充分展現了當時主政者對理想中之家國社會的美好嚮往,期盼天理循環能夠穩定而不失序,使「百姓蕃滋,咸循厥緒」。惟有百姓富足,才有能力繁衍子嗣,這也就是所謂的「安其所,樂終産。樂終産,世繼緒」。同時,主政者也希望「兆民反本,抱素懷樸」,尤其醇厚之民風是營造祥和社會的基石,而「百官濟濟,各敬其事」則體現出了內政的有效運作,同樣是不可或缺地一大環節。至此,「海內安寧,興文匽武」才有實現的可能。
當然,與鄰邦關係的諧和與否,又是一大環節,關係諧和能大為降低外交、軍事衝突的風險,避免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到威脅,遂有「姦僞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與「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一類願望。但主政者念茲在茲之國泰民安的昇平氣象,又何嘗不是百姓心中的共同願景!
然而,理想終歸是難以企及的,現實往往與之不相符契。所以人們在遭受兵燹(ㄒㄧㄢˇ,戰火)之禍時,屢屢表達出生逢亂世的哀愁之音;在貧困交迫之時,每每吐露出痛徹心扉的悲苦之聲。顯然,現實是骨感的,並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軍事衝突的代價
儘管〈上之回〉一詩可以看到在匈奴「使騎兵入燒回中(今甘肅省平涼市)宮」數十年後,漢武帝重新奪取了回中一帶的控制權,並多次遊幸該地,遂有「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的頌揚之歌。
但在這看似風光的表象之下,卻也誠如唐人曹松所謂:「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實際上是成千上萬的軍士用血肉之軀拼搏而來的。
無論如何,軍事衝突的當事方勢必都得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戰城南〉一詩就深切地刻畫出了戰爭過程的慘烈與現實世界的殘酷。
全詩以「戰城南,死郭北」一句寫起,如實呈現出殺伐的激烈景況,謂軍士於城南一側交戰,卻陣亡於外城北側,僅僅六個字,即營造出了短兵相接地空間場景,宛然在目。
激戰過後,城池內外屍橫遍野,遂引發群烏的覬覦,一句「野死不葬烏可食」,就隱約可以感受到群烏的不斷聚集,彷彿能嗅到風煙中夾雜著腥膻的腐敗氣味,觸目所及肅殺而蕭條。且其「3、3、7」之句式,在短促疊句與參差句式的交互作用下,透顯著音樂性的律動感,而奇數句則一再強化這種律動感,結合內容的理解,於是體現出一種源自於戰爭的心理壓迫與不安。
面對這般情景,怎教人不心生哀憫?於是作者進而通過擬人法開啟了人與烏之間的對話:
「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誠摯地懇請群烏,希望群烏能在大快朵頤前嚎叫以示哀悼,畢竟這些戰死的軍士已是到嘴的肉。這種擬人式的對話可以更為迅速且有效地將讀者引入情境,刺激讀者思考對話的內涵。而「不葬」一語正是譏諷的關鍵,吾輩生而為人,自然不難理會「且爲客豪」之悼念忠勇殉國的內涵,但進一步來看,主政者卻沒有妥善安葬這群戮力上國的忠義烈士,反倒任其屍首日曝雨淋,恰恰凸顯了主政者的「不義」,不禁使人與「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的俗諺產生聯想, 且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軍士英勇就義,卻未能獲得應有的尊重,發人深省!
*「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是指有需要時才向其貌不揚的幹才鍾無豔尋求幫助,沒有需要則與貌美的夏迎春耳鬢斯磨。
於是作者話鋒一轉,以「興」的筆法藉景寫情:
「水深激激,蒲葦冥冥。」
急切而深沈的川流聲,宛如天地亦為之悲鳴。周遭盡是蒲葦,幽遂而昏暗,營造出陰沈而茫然的場域氛圍,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希望。
同時,《禮記‧雜記》中曾記載士階層死於外的喪葬規格是「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而士階層理應還包括上士、中士、下士一類低階軍士。如此,則「蒲葦冥冥」恐怕就不是一般地蕭瑟景象了,反倒是藉助「蒲葦」在喪葬文化中的內涵作為一種象徵物,於是天地似乎成了祭奠、禮敬這些陣亡軍士的儀式空間,繼而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一句,譜寫出天地同悲的哀慟場景。
當然,此語背後仍就是劍指主政者的「不義」,所以在「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的抉擇中,作者就通過與群烏的對話,凸顯出飲食之欲雖然是生物的本能,但「義」卻是超越生物本能的更高層次地精神存有。
作者緊接著檢討了戰敗的原因說:
「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
清人陳沆於《詩比興箋》中指出此語是在描寫「塞上屯戌之事」,表示屯田設施的空間設置必須將田地集中於橋樑北側,而軍士屋舍在橋樑南側,才能保證戰時物資補給的暢通,但當時的建設並不規範,導致物資補給出現了問題,充分凸顯出軍事人才的重要性。所以作者以「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數語作結,認為這些軍事人才,自然也包括捨生取義的忠勇之士,都是國家亟需招攬的對象。但主政者的「不義」,又如何能爭取到這些軍事人才?
全詩基本反映了戰爭的殘酷,而朝不保夕的軍士首當其衝。相傳東漢馬援在南征時,疑似深受瘴癘之氣等地理形勢所困擾,於是唱道: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
可見對軍士性命造成威脅的,並非只是腥風血雨的戰場,相對陌生的地域環境同樣十分凶險。
再者,戰爭也必然會對敵方造成影響,霍去病遠征匈奴時,不也令匈奴百姓同聲哀嘆: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顯然,戰爭的負面影響牽連甚廣,不論輸、贏,軍士與百姓都無可避免地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所以漢代主政者為了降低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時而延續漢初以來婁敬所提議的和親政策,藉此消弭戰爭於無形,但終究還是犧牲了往赴和親的女子,遠嫁他方,被迫與異族政治聯姻,陌生的山川、風物、習俗、文化、語言、族群等,共同構成莫大的心理壓力。於是流傳有〈烏孫公主歌〉與〈王昭君〉一類歌曲,儘管未必確實出自本人之手,然或多或少卻都折射出了後世文士同情共感下的心理想像。
無論如何,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終手段,在當前的國際情勢下:對外,應以對等的外交談判為原則;對內,則必須深刻意識到,惟有強大的國防才能有效嚇阻外部勢力的侵犯,同時也得務實地推動政府工作。方能於最大限度保障全國軍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林佑澤 博士